陈平原感怀王元化：“他不太喜欢讨论谁上
谁下的政治风云，他用情怀做学问”
5月11日，导演彭小莲一早就赶去灵堂给老学者王元化先生献上精心挑选的花篮——这位1920年出生的著名学者5月9日晚病逝于上海瑞金医院。挽联上彭小莲四姊妹以侄辈自署。“‘胡风分子’之间不称‘同志’，互称‘兄弟’，他给我送书什么的都叫‘贤侄’。”彭小莲说。
彭小莲之父彭柏山是1949年后接替夏衍的第二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在上世纪50年代被打成党内级别最高的“胡风分子”。1955年，王元化也受胡风案牵连而被打成“胡风分子”。彭柏山和王元化初识于上世纪50年代初，上世纪60年代初从青海改造回上海后，王元化成为彭柏山当时屈指可数的密友。
1982年后，王元化担任过两年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他上任后的第一个春节，邀请了贾植芳教授等“胡风分子”去看一场小范围的春节联欢晚会。当看到晚会中有革命样板戏时，王元化起身离场，“一帮‘胡风分子’集体离场了。何满子叔叔讲给我听的。”彭小莲说。王元化虽然酷爱京剧并卓有研究，但他时刻保持着理性和警惕：“样板戏在许多方面蕴含了‘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实质。‘以阶级斗争为纲’、‘三突出’、‘高大全’等艺术理论与实践，是把过去长期延续下来表现为极左思潮的教条主义推向了极端。”
“搞创作就要给人空间。”王元化在任上时，迪斯科在上海刚刚兴起，有舞蹈家向他举报：“这种东西怎么能看，你们要出来管一管。”王元化答复：“文化要多元化。”上海一家剧院斥巨资排演的经典歌剧《卡门》演出受阻。有人打报告给王元化，称歌剧中的一位女主人公“不正经”，他说，“这是世界名著，总要让人家演两场吧。”
王元化在任上时，彭小莲却不怎么联系“元化叔叔”。直到1997年春天从美国学成回国，拍完侦探片《犬杀》，王元化和张可“互相扶着”来上海电影制片厂观摩。
2005年筹拍反映赵丹和黄宗英爱情故事的《上海伦巴》时，王元化极力争取市委宣传部支持这部“对中国电影百年有意义”的电影，“他说我爸爸是老部长，说我很有才气”，“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市委宣传部的信封写信给他们”。
“生平怕官”的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朱维铮初识王元化、张可，是在恩师周予同家里。张可是周先生早年的学生。“在我出生那年，他已经参加到抗日活动之中”，朱维铮视年长自己16岁的王元化先生“为老师和忘年交”，认为王元化1952年最早的那部论文集的题目“向着真实”，“很能代表他一生的真实”。最近几年，哪怕卧病在床，王元化仍很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对大学扩招和产业化改制公开表示异议，他认为要吸取1952年盲目学习苏联的院系调整的教训。
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隆溪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王元化先生是当今中国文化和学术界一位重要的领袖人物，同时又是一位十分谦和厚道的长者。他十分注重传统学问扎实的训练和基础，长于考据训诂，同时又具有现代知识分子注重个人人格和权益、关心公共事务、争取社会公正和自由的特色，所以他的学问既包括传统的国学研究，又注重五四运动前后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同时对西方哲学、历史、美学和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而且这些学术研究又都与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密切相关。”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认识王元化，是1988年，其导师王瑶先生主持一个“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项目，在王国维以降的20世纪文学研究者中加入了王元化唯一一个在世的学者。当时，陈平原还不理解导师的选择，而且“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对前官员也不太愿意接触”。及至上世纪90年代，陈平原和学术同仁编《学人》杂志，与王元化先生强调学术研究纯粹性的《学术集林》异曲同工，《学人》刊发的王元华先生的《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成为“90年代以后反思‘五四’的重要文章。”
最近十年，陈平原每年去上海都会去庆余别墅拜访王元化，他印象最深的是“王先生基本上不跟我谈病”，“不太喜欢讨论谁上来谁下来的政治风云变幻。”在陈平原看来，王元化先生“有历史感，有担当，又有趣味和文人气，有文人气才显得可爱”。
陈平原发现，上世纪30年代的学术和大学已经比较成熟，当年那一批学者通过“隔代遗传”影响了他们77级78级这一代学者，“理解80年代学术，应该把它与30年代的大学教育挂钩。这跟一批老先生的言传身教有关。他们没有讲多少大课，但学生们会主动去接触，去品味，去追摹，去传说。更何况还有刚刚建立起来的研究生制度，使得一些入室弟子，有更多亲炙的机会。”
概括王元化的学术人生，陈平原说他是“用通人的情怀来做专家的学问，以专家的功力来谈通人的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