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战争遗孤的新诠释：以情感化解恩怨
“狼烟不止一处……村子里到处是女人们急促的木屐声。”严歌苓的新作《小姨多鹤》开篇就以浓烈苍凉、极具镜头感的画面深深吸引了读者。然而战争、杀戮、死亡都仅仅是悲剧的开始，由此引发的却是几个小人物时间跨度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爱恨纠缠。
十六岁的日本少女多鹤，随着家人与无数“满洲开拓团”的人们一起踏上中国的土地，在日本战败，村民集体“殉国”之际，她依靠机智和对生的本能渴望逃过一劫，历经九死一生的逃亡之路后成为孤儿，被土匪装进麻袋，论斤卖给了东北某小火车站站长的二儿子张俭。此后，多鹤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一家人的命运从此改变。新中国成立后，多鹤成了巨大的政治问题。张俭只好让多鹤成为朱小环装哑巴的“妹妹”，孩子们的“小姨”，然后通过不断的搬迁来遮掩多鹤的日本身份以及怪异的家庭关系。
也许很多人的命运都是那样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的吧，对一个异族的甚至是仇人的孤女，以为“生完孩子就把她扔掉”那么简单的事，却随着孩子的降生，一家人在朝夕相处、血肉相连、相濡以沫中相互影响、相互改变，最终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感。仿佛一个彼此镶嵌的三角，也许此消彼长，但少了哪一边，结果都将是彻底的坍塌毁灭，这远不是一个旧时家庭简单的“纳妾”，彻骨极致的痛，都是因为掏心掏肺的爱，或者，恨。严歌苓用铺张得近乎奢侈的笔触讲述着他们的琐碎日子，一个眼神、一个抚触、一句对话、一举手一投足间无不透出同一屋檐下生活的尴尬、矛盾、谨慎与暧昧，情节绵密、文字却凝练如刀、干净利索，使读者情不自禁被带入他们身边，体味着他们的每一次呼吸，伴着他们悲喜一路。
一部好的作品不是让人记住作者或其他什么噱头，而是书中的人物。《第九个寡妇》让人对王葡萄念念不忘，《小姨多鹤》则让多鹤与小环活生生地站在我们眼前，她们仿佛女人的两极，小环犀利野性、风风火火的外表下是难以言说的痛楚，多鹤沉默隐忍却固守流淌在血脉中的那份记忆。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大多有这样“一根筋”的特质，她们或懵懂或练达、或静或动、或爱或恨，但最终坚持着她们的底线，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风云变幻甚至荒谬无理，她们只凭直觉按自己的道德标准“我行我素”。正是这种坚持，最终凝聚成生命的本源——顽强的生命力、善良、仁爱、守信，构成超越一切、包容一切的人间大爱，这也是文学作品能跨越民族、地域令人动容的力量所在。
同时，严歌苓的作品看似落笔于小人物，看似只描绘他们嬉笑怒骂的琐碎日子，但他们的命运起伏从不会如空中楼阁般与历史的大背景剥离，世事更迭不露声色、浑然天成地融汇在主人公几十年的岁月中，使作品除了女性特有的细腻，还呈现出在历史中恣意纵横的磅礴大气和宽阔胸怀。如果一定要在性别上做文章的话，严歌苓的作品不仅“不让须眉”，还透出时下多数作家都不具备的恢弘气象。
日本战争遗孤的故事不少人也曾耳闻，在我们眼中往往是诸多新闻旧事中一掠而过甚至不值得关注的片断，作家却能以独特的敏锐捕捉住它——这不是随意编织的臆想，严歌苓每创作一部作品都会做大量的实地采访和准备工作。对了解严歌苓文字的人而言，一个文字华美、情节流畅的故事——这样的期待如今已经几乎不构成什么悬念，这是意料之中，但《小姨多鹤》仍让人欲罢不能，给读者带来巨大的震撼——这是意料之外。从《雌性的草地》、《天浴》、《人寰》、《扶桑》到《穗子物语》、《第九个寡妇》，严歌苓多年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旅居海外的生活使她笔下的故事更充沛丰盈，这还不包括她身为好莱坞编剧的工作。再看看时下文坛的浮华喧嚣、为名利上演了多少与文学无关的跳梁丑剧，严歌苓却没有得到等价的赞誉与关注。多少名噪一时的作家多年只靠吃老本度日，勉强捧出的新作一看就是闭门造车的生硬拼凑，而严歌苓一次次令人惊艳的华丽亮相，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写作于她而言将是个可以潇洒来去、任意遨游的无限空间，绝不会有什么“枯竭”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