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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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别拿文艺片撒娇

本报记者 王波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5-14    [打印] [关闭]
    

    坐落在北京西北角的这家商务会馆并不好找,但蔡尚君还是来了,带着他导演的影片《红色康拜因》的DVD光盘。

    这是几名年轻人组织的免费放映活动。每周日下午,都会有一位导演被邀请带着自己的影片来放映,并和观众交流。这些片子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虽获准公映,却没上过院线或在影院里仅放映过几天;它们常常习惯性地被贴上一个标签:文艺片。

    “这么远,会有人来吗?”在预定放映时间前20分钟赶到的蔡尚君,探头看了看会议室里一排排空空的座位,一脸疑问。

    尽管到场的人数尚不足十人,《红色康拜因》的放映,依旧如期进行。当放映结束后走到台前时,蔡尚君眼前多了几排鼓掌的人。大多数空位,在银幕光影的变换中,被匆匆赶来的人陆续填上。

    

    这样的场景和掌声,他很熟悉。2007年,《红色康拜因》曾先后在釜山国际电影节和希腊塞萨洛尼基电影节上摘得大奖。在领奖台上,他听到了远比这要热烈的掌声。去年12月7日,这部影片在北京新影联院线的影院上映。

    但5天之后,为了上映大片《投名状》,影院纷纷撤下了《红色康拜因》。四天的放映时间里,这部影片的票房差不多只有10万元。作为编剧,蔡尚君无疑是成功的,他的作品《爱情麻辣烫》、《洗澡》、《向日葵》都获得了好评;但作为导演,蔡尚君的这部处女作至少在票房上不算成功。

    不过,他还是坦然接受了这一切,因为这种遭遇,在这个圈儿里挺普遍。

    在他之后,《左右》和《立春》也在市场上转了一圈,票房有些惨淡。而最近几年里,从《世界》、《青红》、《孔雀》到《三峡好人》等一些口碑不错的文艺片,接连在影院市场上“失了手”。

    “要解决文艺片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的问题,还是得靠商业片。”在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看来,造成文艺片屡遭窘境的原因,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而在不少人眼里,文艺片的路似乎越走越难。

    “之所以难,主要还是导演体制的问题。”在生产、发行、放映这条电影产业的产业链上,《红色康拜因》的投资人、北京万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旭东,开门见山地把原因归结于链条的开端。公司成立7年来,他先后参与投资了《茉莉花开》、《冬至》等7部文艺片。

    李旭东其实对文艺片并不感冒,电影在他眼里根本不是艺术,而是集体合作的一个产品;进入电影圈的最终目的是投资商业片。根据以往做生意的经验,他得出结论:要解决票房问题,让观众进影院,还是得靠商业片。

    不过,他慢慢发现,中国的导演们更喜欢在作品里贴上个人的鲜明标签,这让李旭东找到一个自己觉得不错的商业片导演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第六代导演的路一开始已经走歪了。”正在玉石店里看石头的李旭东开始评点。因为中国电影投资市场的资本有限,第六代导演大多喜欢拍文艺片,而他们不少人只能从国外找钱,这样就得按照外国人的一些想法来做片子。纯粹拍给外国人看,几乎不考虑中国观众,“在市场上失败是必然的”。

    正是观念上的分歧,让他和以前的6位导演一拍两散。但这个生意人依旧还在投资文艺片,“文艺片可以检验一个导演,看他的表达手法和观念接下来适不适合拍商业片”,主要是即便拍砸了,“也赔不了几个钱”。

    “第五代导演已经不行了,让他们再弄出花儿来也不可能。”认为当前大多数导演手法太老套的李旭东,“只好再发现新的人才”。此前的6位导演,他均只投资了一次。第七位导演,他看中了蔡尚君。

    目前,他正准备投资蔡尚君的下一部影片。虽然《红色康拜因》在票房上失利了,却让李旭东“看出蔡尚君有拍商业片的意识”。

    

    尽管自己拍的影片《洗澡》,被李旭东称为最近8年里一个“不可逾越的里程碑”,但导演张扬认为,目前文艺片票房的不景气,跟创作本身关系不大。

    “文艺片就是要有导演独特的个性,一开始就决定了要失去一些观众”。他更愿意将文艺片遭遇的困境,归结为“发行渠道的匮乏”,链条中端的薄弱,导致文艺片难以进入影院。当年的《洗澡》,能以200多万元人民币投资,赚得500多万美元票房,在他看来,除了题材贴近普通人生活,不过是“赶上了好时候”。

    那时候,影院有限,但影片也有限。在《洗澡》发行上映的2000年,中国电影的年产量不到100部,发行方式也正在调整。投资电影的公司,开始可以自主发行影片。于是,《洗澡》制片人热情很高,“玩命地跑影院”,才跑出这么个里程碑来。

    8年来,中国的电影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影院和影片的数量都成倍增加。越来越多的影片进入院线放映,但只要上个大片,“基本上就把同期所有的中小制作影片冲得七零八散”。这个“畸形”的影院市场,蔡尚君已经琢磨了很长时间,发现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文艺片必须是长线放映,在50年内都可以收钱。”生意人李旭东算得更明白。

    但中国的影院,来不及给文艺片这么宽松的时间和空间。文艺片一般会被影院排在早上9点或者中午12点。

    “我的影厅不能因为没人就关着啊,这样会更没人。”南城一家影院经理说,在人流较少时,就用文艺片来维持放映时间,喜欢看这种影片的人,自然不会在意时间;不喜欢的人,拉进来免费看,“他还会觉得浪费时间”。

    “年复一年,文艺片一进院线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有人感叹。

    经理自有他的道理,“我不能手里拿着张艺谋的大片不放,有钱不赚,这影院天天在烧钱,我能扛得住吗?”

    2005年,张扬的《向日葵》在日本发行时,仅东京就有两家影院持续放了三个月。而在北京只上映了三四天,影院见上座率不高,就撤下影片。

    导演们并不想抱怨哪家影院,毕竟,开影院就是做生意,而电影在进影院前是作品,进影院后就是商品。“做生意就得挑赚钱的卖”,这些多年拍电影的人,脑子里想得很清楚。不过,他们还是忍不住会羡慕法国的同行,因为法国不仅拥有一条艺术院线,而且拥有一个健全的艺术市场。

    “我们还没有细分的艺术市场,总是用推广运作商业片的方式来发行文艺片。两者应该有区别。”在张扬看来,发行文艺片的路似乎走歪了。拍了这么多年文艺片,张扬也发现,与电影有关的东西这些年变化很大,但文艺片的观众没怎么变化,喜欢看的人就那么多,相对固定。只是目前“没有影院观看的渠道”,逼得观众只能在家里看碟。

    “文艺片这东西吧,跟有没有精神追求关系不大,跟钱有关。”蔡尚君认为,在国外买碟比电影票贵得多,国内恰好相反,并且很容易买到盗版,再加上影院给文艺片排的时间也让人觉得很不方便,更何况文艺片这种电影类型,本身注定了是小众的。“用一个小众的商品,到市场上跟商业大片拼票房,根本不可能”。

    “不是大家不支持不关注文艺片,而是关注的方式和商业片不同。”尹鸿也说。

    尽管已经习惯看到一部又一部的文艺片遭遇票房惨败,但蔡尚君坚信,“这不说明文艺片不受人待见”,只不过文艺片的观众,通过看碟等其他方式私下分散了。

    “这不,跑这么远来放片,还是有这么些人来看。”他指了指眼前的观众说。

    

    同样是在这个下午,城中的这家五星级影院,与放映《红色康拜因》的场地远远地隔着一条环路,每个售票的柜台前都排起了长队,人们在等着花60元看进口大片《钢铁侠》。

    “怎么都跑来凑热闹,前几天上文艺片时也没见来捧个场。”自我感觉“越来越文艺”的外企女职员“爆米小花”,望着眼前的一颗颗人头,跟同伴嘟囔道,于是她们决定去逛街。周末无聊时,她习惯到影院“换换大脑”。不过,一些“很文艺”的朋友推荐的影片,她大多来不及在影院观赏,已被撤下,这让她“很受伤”。

    “现在大家难道都不看文艺片了吗?”她眨巴着眼睛问道,然后说起自己前不久看一部口碑不错的文艺片时的寂寥,并开始叹息人心太浮躁。

    “应该要问问,我们每年为什么要拍这么多的文艺片?”在尹鸿看来,目前的电影消费市场,尚不足以支撑如此多的文艺片。“文艺片的惨淡,根源在于优秀商业片的匮乏。”

    “培养观众的观影习惯,肯定得靠商业片。”蔡尚君和尹鸿一样,也明白这个道理。

    近些年,欧美的文艺片也越来越难卖,但状况仍旧比我们好很多。因为欧洲的商业影片,已经培育了大批影院观众和良好的电影消费环境。不少观众的影院观影习惯已经形成,而这些观众,总会有一部分进入艺术影院。

    “连猪肉都没吃好的情况下,让观众去吃野菜,显然不现实。”尹鸿认为,国内商业大片的观众数量尚不足,要他们再掏钱去支持文艺片不大现实,不少人还没富裕到看电影不计算成本的程度,尤其当前大多数人还没达到凡看电影必去影院的高消费阶段。而大多数文艺片,在家看碟的效果跟在影院的效果没什么太大区别,促使观众去影院的动力不足。

    “顺着老百姓,才可能成功。”李旭东说,闲着的时候,他会拉住一些朋友聊电影,问这些平时跟电影不沾边儿的人,都喜欢看什么内容。

    这个做了多年房地产和药品生意的人坚信,老百姓是不会走歪的,文艺片拍好了,老百姓照样爱看。所以,他每年都会投几千万,在电影市场上“找感觉”。

    

    李旭东之所以敢如此从容地找感觉,在于他对这个行业的了解。

    收获了不到10万票房的《红色康拜因》,总投资也就300万元。而这部影片,卖给电影频道回收70多万元,在希腊获得奖金三万七千欧元,而蔡尚君有一天接到的一个意外电话,又让他回收了50万元。

    “电影局有天打电话要我去领钱,有50万。”在今天说起这件事情,蔡尚君多少还显得有些意外的惊喜,因为他的这部影片,被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认定为“农村片”,可以获得50万元扶持资金。

    再加上音像版权卖得的一些钱,这个片子“基本赔不了多少”。

    即便是李旭东当年参与投资的《茉莉花开》,投资近2000万人民币,但仅海外版权就回收了100多万美元。

    而看看中国每年生产的电影,很容易发现,商业大片大多由香港投资或者香港导演拍摄,内地除了张艺谋等为数不多的导演外,其他人或拍主旋律影片或拍文艺片。“一方面是没有拍商业片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拍文艺片面临的市场风险实际上更小。”尹鸿解释道。

    的确,文艺片导演一般在拍片时,都有自己的盘算。“这个社会里,想通过电影来思考的人毕竟少数。”在蔡尚君看来,拍文艺片,就别想市场,想了也没用;文艺片追求票房,多少是把路走歪了。

    目前,文艺片的投资一般在300万到1500万元以内。“市场就这么大,再多了也不敢投。”张扬说。

    而文艺片的市场,大多是从全世界的市场里抠出来的,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卖版权,十年八年后还有可能一点点地回收,由于投资相对小,从利益得失上看,还不至于“很受伤”。“投文艺片,一般不会赔个底儿朝天。”李旭东如此解释他为何敢拿文艺片来做实验。

    但对站在整个产业角度关注电影的尹鸿来说,现状多少有些令人忧虑。“对不少导演来说,拍文艺片是一种更为稳妥的选择,而这无疑会给中国电影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弊端。”

    “不是说不需要这些有深度的影片。而是大家必须在生活优裕之后,才会去吃野菜,作为一种调剂。”他认为,现在需要拍一些高质量的商业片,提高大家去影院的观影动力,利用整个电影产业的发展来带动文艺片的发展。这样文艺片才会走上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

    李旭东现在每年收到的剧本近20个,但很难有满意之作。“导演编剧老顾着自己high,老百姓可不管这个。”这个生意人很执著地相信,最终解决文艺片问题的,还是商业片,只有搞活了市场,文艺片导演和观众才有更多选择的机会和空间,才能将文艺片在票房市场上救活。

    “自己愿做,就得扛着。不要觉得自己拍文艺片,就得被人宠着。”蔡尚君说,想把片子送上市场,就得由观众去选择,他不想以文艺片的名义在世人面前“撒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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