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爱又恨DDT
恐怕很少有哪一种化合物，会像DDT（注：二氯二苯三氯乙烷）的历史一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类对其倾注了又爱又恨的复杂情感。
自从1939年，瑞士科学家保罗·米勒发现了DDT的杀虫功效以来，它被广泛使用来扑杀蚊子——这种斑疹伤寒、疟疾等致命疾病的传播者。此前，疟疾是人类遭受到的最严重的灾难之一——每年的死者超过100万，但在此后25年中，DDT挽救了超过500万人的性命，并使至少10亿人免于传染。
那时，DDT被誉为“上帝赐予人类的最好礼物”，保罗·米勒由此获得1948年的诺贝尔医学奖；1962年“世界卫生日”，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下，100多个国家同时发行了一套“世界联合抗疟疾”邮票，许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DDT喷洒灭蚊的设计。
但这也是DDT最后一次享受殊荣。
这一年，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在这本被很多环保主义者奉为经典的书籍中，卡逊用优美的文笔，将DDT的负面作用传达给公众，并很快影响了政府的决策。
卡逊发现，DDT高度稳定的化学结构，使其在土壤中可持续存在数十年。通过一种叫做“蝗虫作用”的过程，DDT在大气中传播，到达远离源地的区域。在北极熊和南极企鹅的血液中，都能够监测到DDT的残留物。
作为一种有毒的化学物质，DDT一度对环境产生难以估量的严重危害。它使得鸟类的蛋壳变薄，幼鸟大量死亡，包括作为美国象征的白头海雕、英国雀鹰等一大批珍稀鸟类濒临灭绝。
1972年，美国国会率先通过立法，禁止使用DDT。此后，各国纷纷效仿，从此，DDT几乎成为环境污染的代名词，更有人把摒弃DDT，解读为“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环境意识的第一次胜利”。
然而，有关使用DDT的争辩一直在持续。2005年2月，英国化学家约翰·亭布瑞在新作《毒物魅影》中提出自己的观点：“DDT曾经给人类带来莫大的好处，只要人类在使用时更加小心谨慎，就可以改善危险和利益之间的平衡。”
战后的美国，DDT被广为使用来消灭多种害虫。尽管每英亩土地只要使用1磅DDT,就足够除掉所有的害虫，但人们在“越多越有效”的错误观念驱使下，出现滥用DDT的趋势。在美国的许多地区，数度对树林喷洒每英亩超过25磅剂量的DDT。
而与此相反，英国人从未停止过使用DDT。但在使用前，他们经过了审慎的评估。1963年，DDT被用来对付松树尺蠖毛毛虫，按照每英亩1磅的剂量，大区域地喷洒DDT，在害虫被成功控制之后，虽然在当地一些鸟类身上发现了残留的DDT，但从未出现死亡和数量减少的现象。
人们往往认为，人体内累积的DDT，将对健康造成威胁。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人身上被喷洒DDT粉末，穿的是经过DDT处理的内衣裤，但几乎没有出现不良副作用；英国一些志愿者，每天口服一颗半毫克的DDT，连续服用一年，也没有出现中毒迹象。
而人们体内累积的含量，和那些志愿者服用的剂量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禁用DDT后，用来代替DDT的大部分杀虫剂毒性更强，DDT不曾造成任何人类死亡，可取代DDT的有机磷杀虫剂，每年都造成大量死亡事件。
在DDT被禁用后，消灭疟疾的行动也遭到沉重打击，疟疾很快就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卷土重来。在今天的非洲国家，每年大约有1亿多的疟疾新发病例，大约有100多万人死于疟疾，其中大多数是儿童。
终于，在2006年9月一次“并不很隆重”的新闻发布会上，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正式解除对DDT的禁令。
“来自科学和实践的证据，都支持对DDT的这一重新评价。”世界卫生组织一名官员表示，“（DDT）只要使用得当，并不会对人和动物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如今，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已有10个国家在采取这种方式控制疟疾，在重新启用DDT之后，这些国家的疟疾发病率和死亡率，都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当人类误解和扭曲化学物的毒性资料，并且毫不仔细地衡量它的危险——利益比例，就会造成原本很可贵，并且曾经解救过数百万人生命的化学物遭到滥用或禁用，这对它们很不公平。”约翰·亭布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