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不存在西化或中国化问题
庄华毅先生13日在《青年话题》上发表《西方契约论再次水土不服》一文，在观察近期《劳动合同法》争议后提出：法治是“西方民族之树上自然长出的一颗果子”，不符合中国的“民族习惯”，中国应该另作打算。
他进一步认为，现代法律体系，连同法律赖以生长的经济体系，都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与国民性格”。我们已向西方学习上百年，削足适履，但法治“迟迟不能真正主导这个民族的政治生活”。看起来，中国人是无缘法治，无缘西方“经济体系”了。
不过，庄华毅先生搞了个折中主义，提议使“西方的各种体系”中国化，法律和市场经济都必须中国化。而一种中国化了的市场经济究竟是什么样子？大家显然都认为，中西市场经济并不刻意需要某种区别，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区别。市场经济根本就没有中国化的问题。
庄华毅先生清楚，如果中国搞市场经济，如果这个体系没一点“中国特色”，法律和法治就会从中生长出来。但是他又认为，国人没有精打细算的习惯，所以难得诉诸法律，以兑现契约。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围绕《劳动合同法》的攻防已经证明，中国的企业主是精打细算的，工人也不乏精打细算的性格。
中国的法律并非完全自西方“舶来”，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法制传统。当然，我们的法制传统主要是封建法制传统，封建法制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非“自由契约”，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但是，如果说封建时代的法制完全没有“契约”成分，中国人在守法方面完全没有自愿成分，那也不符合事实。
现代法律体系，当然不同于封建法制，它是以“契约”为主体的。在现代化起步之初，我们确实从西方“拿来”过很多观念、原则和方法。今天，中国已经走向市场社会和公民社会，法律固然有对西方的借鉴和“拿来”，但更多的是出于我们对社会秩序的需要，出于我们对法治的需要，是应运而生的，是土生土长的。
也得承认，我们确有“法制观念淡薄”的问题，但这跟法律是否“自由契约”没有直接关系。西方法律体系主体是“自由契约”，但也不乏“统治意志”。哈耶克就指出，在当代西方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人造法”越来越多，很多“人造法”保护弱者，而损害“强者”，是反“自由契约”的。而“强者”处在“人造法”管辖之下，“法制观念”也没有淡薄下去。
法制观念，首先是基于人的正义观念，是自觉自愿的，其次是被国家强制的。使法律建基于“社会契约”，可以增强人们对法律的认同，此即英国法学家梅因所谓“进步社会的运动”。所以，要想让最大多数的人法制观念强起来，有赖于使法律建基于“契约自由”，也有赖于国家强制，从根本上来说，则有赖于民主政治。社会越进步，法网越恢恢，人们的法制观念自然越强。
事实上，世界上有多个华人社会，包括香港、澳门以及新加坡等，实行法治相当成功，这已从经验上证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并非与法治、与“西方的各种体系”不相容。中国的法治无所谓西化，自然也不刻意需要一种“中国特色”，它需要的只是时间，以便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