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援之后，唐山农民志愿队静静离开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他们——河北省唐山市滦县杨柳庄镇西上五岭村的村民——李爱军、赵华民、孟凡明、梁宝春、梁宝利、吉红英，各自带着家里3000元压箱底的积蓄，搭了一辆面包车走出村庄，踏上了赶往四川的道路。
“5月12日，我给老战友们打电话，说四川发生大地震了，咱们有抗震的经历，马上把家里钱都带着，上四川救人去。”李爱军5月22日对记者说，“21年前我和4位同乡到四川，当了几年兵，四川是我们的第二故乡，如今那里受灾了，我们能不回去吗？”
在李爱军的动员下，4位战友二话没说，背起行囊，赶到李爱军的家。李爱军的妻子放心不下，决定一同前往。就这样，汶川大地震后不到24小时，他们6人组成的“唐山农民志愿救援队”，静静登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
14日上午，他们拿到了北京开往成都的火车票。“当时就是想二十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到成都了，到一线救人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梁宝春回忆道。
可在5个小时之后，车站通知他们，前往成都的列车临时取消。大家有些沮丧，李爱军决定立即前往重庆，从重庆进入成都。
15日深夜，经过40多个小时的奔波，他们终于到达成都，连夜坐出租车，前往重灾区都江堰市。
坐这辆出租车，让他们每人花费了33元钱，这相当于他们村一家人将近一周的生活费。
到达都江堰后，他们报名参加志愿者队伍，并且联系上曾经服役的成都军区某部，得到了一张写着“他们有唐山大地震经历，具备搜救经验”的证明。
找了块空地把行李堆好后，他们来到了在地震中垮塌的都江堰中医院。
“我们在废墟上挖了大半天，没找到幸存的人，我们决定3个人继续搜救，3个人去附近的郫县购买水、食物和搭帐篷的布。别找灾区要，不给人家添负担。”李爱军说。
16日下午，在都江堰中医院的救援基本结束，唐山农民志愿救援队为没有救出生还者而悲伤。这个夜晚，他们在路旁的空地上，讨论着哪里的废墟下可能会有生命。
垫着从老家带来的两件雨衣，6个人围坐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冷飕飕的夜晚。
17日一大早醒来，他们觉得，在都江堰的救援人员已经非常到位，他们应该向更需要的地方进发。
于是，从17日上午开始，6人带着食物和水，徒步翻越大山，准备进入位于震中的映秀镇。
一路上，他们看到通往映秀镇的公路布满了从山上震落的大石头，回家寻亲和逃避灾难的人，在山间的小路上来来往往。
梁宝利上山时把膝盖磕破了，吉红英的腿被野草刮得满是血丝，赵华民、孟凡明因为水土不服，剧烈腹泻。
他们沿路搜索了可能住人的房屋，寻找幸存者。当他们路过赵新友老人的家时，发现老人是一位双腿截肢的残疾人，独自生活在大山里。地震时，因为一根木梁挡住了房顶掉下的瓦片，幸免于难。
李爱军从身上摸出100元钱递过去。老人流泪了，唐山农民志愿救援队也流泪了。
走到都江堰龙池镇的南岳村时，他们发现通往映秀镇的小路过不去了。
当晚，他们找了块空地，搭起帐篷，露宿山间。一觉醒来，他们讨论决定，既然进不去映秀，就到附近偏僻的地方，看看那里有没有需要帮助的人。
山间的路，因为下雨而泥泞不堪，6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每隔三四公里就有一户人家，从倒塌的房前走过时，他们都四处张望，看看有没有幸存的村民。
经过一间完全倒塌的瓦房时，他们看到一名中年妇女正拿着饭碗，呆呆地盯着眼前的废墟。地震发生时，她的公公、婆婆、丈夫都被倒下的房子砸死，她从废墟中爬出来，捡了一条命。
李爱军和赵华民每人拿出100元，塞进妇女的口袋，还留下了两瓶矿泉水。
20日下午，眼看着食物即将吃完，唐山农民志愿救援队决定原路返回。
在路上，他们遇到一个满脸是灰的中年男子，交谈时，中年男子说自己是当地的村干部。“有一些村领导和镇领导在地震中遇难，还有一部分在组织救援的过程中不幸牺牲。”这名干部语调低沉，“我们的村庄全部被山石湮没，重建的工作太难了。”
大家都默默流泪，李爱军摸了摸自己的口袋，咬咬牙，拿出了2000元。
20张百元的钞票送到这名村干部手上时，他低下头，不住地抽泣。
“2000元，是我一个庄稼人能拿的最多的了，转交给村里，重建靠你们了。”李爱军叮嘱这名干部。
分别时，村干部和李爱军互留了电话。7个人在现场约定，等村子重新建好了，他们在新的房子里相聚。
21日，已经离家9天的唐山农民志愿救援队盘算着回家。
“一来灾区现在有专业救援队，我们的作用不大了；二来我们大部分人都拉肚子，实在受不了，加上腿上都有伤，我们再待下去，意义不大。”梁宝春快人快语。
22日下午，在成都市火车北站的广场上，他们等候着回唐山的火车。
与记者临别时，李爱军讲了他心中的道理：“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们受灾了，大家那么积极地帮助我们。今天在第二故乡，我们多救出一个同胞，就是多救出一个恩人。”
“咱们不都叫中国人吗？”说完，他和伙伴们走进候车大厅，静静地踏上回家的路。
本报成都5月2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