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我同时属于东方和西方
877册书，23800元。5月25日下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在北京图书大厦签售现场宣布他将把这笔钱捐赠给有关机构，资助那些在京读书的四川地震灾区的大学生。
帕慕克是继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之后正式受邀访华的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来中国之前，帕慕克就通过邮件对中方人员表示问候，并通过电视关注着四川大地震。帕慕克说，1999年他在自己的家乡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曾经经历过大地震，他在《别样的色彩》一书中写道：“灾难使每个人觉得他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仿佛最隐蔽、最严酷的生活规律都已经暴露无遗，如同那些倒塌毁坏了的家具一般。”他表示，“我知道地震意味着什么，知道人民有多难过，国家有多么悲痛。”
帕慕克此次中国之行，带来的是他的最新作品《别样色彩》以及早年出版的另外两部作品《寂静的房子》和《杰夫代特和他的儿子们》。据悉，此前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雪》、《新人生》、《伊斯坦布尔》、《我的名字叫红》等6部帕慕克作品已经成为畅销书。
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不是退休金
2006年，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时候，理由只有一个：“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5月22日，帕慕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起当时获奖的一幕依然难掩兴奋之情。“当我得知获奖的时候，我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半夜时他们从瑞典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得奖的消息，我高兴地向每个人宣告，我还打电话给我的出版商说，获奖不会改变什么，但我的生活还是被改变了。”帕慕克说，“获得这个奖项让我很开心，我才不会像莱辛那样一个劲儿地抱怨呢！”
帕慕克强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并没有造成对写作的延误，反而让他更加努力工作，来中国之前他刚刚完成了一本600页的小说，已经交到了出版商那里。“我想告诉人们，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并不是退休金。我不是靠一本书红一辈子的那类作家。”
尽管获奖让帕慕克的名字在西方国家声名鹊起。但帕慕克说，把他的名字和西方当代经典大师名字放在一起的做法让他感觉非常不舒服。把他定位到西方当代经典系列里去的做法，“感觉自己就像介乎于桃子和橘子之间的一种新奇水果一样”。
“实际上，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们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建立起另一个序列，或者说按照东方主义的另一个提法，我们有了另外一种经典，通过帕慕克这个点，我们都可以把这个横轴拉开。”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胡续东说。
政治不是小说的核心
有评论家指出，综观近二十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他们的生平和言论中，大多数都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性，只有少数作家如南非的库切，对政治保持距离。
同样，帕慕克的作品如2002年出版的《雪》由于政治性在出版后曾经饱受争议。不同的党派宗教人士撕毁书中不同的页数，它甚至令帕慕克遭到一些同胞的憎恨，甚至受到生命威胁，几乎不能在自己的国家安全地散步。
在小说《雪》中，帕慕克也借卡的眼睛公开提到了这段历史。他被该国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斥为“叛国者”，并被以“侮辱土耳其国格”的罪名告上法庭。这种危机在帕慕克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愈演愈烈。
帕慕克5月2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的时候，以《雪》为例讲述他的小说创作。他说，《雪》的主人公“卡”在法兰克福度过了生命的最后15年。“卡”有自己的土耳其名字，但他放弃了这个名字用了“卡”。小说里的“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作为政治避难者来到法兰克福的，但“卡”本人对政治并不感兴趣，诗歌才是他的生命。
《雪》是文学评论家评价较高的小说。在写作中，帕慕克善于运用轻快的、荒诞主义的手法，拖长闹剧的情节，甚至暗示在这个冷漠、混乱的世界里，任何情节都是可笑的。他热衷于剧场表演中非真实的现实，虚假的真实。《雪》以卡夫斯国家剧院两个夜晚的演出为支点，幻觉和现实搅成一团，令人难以分辨。
尽管《雪》被看作政治小说，但帕慕克对于自己钟爱的这部作品开诚布公地说：“我对这本书的观点是，政治不是小说的核心。小说家的政治来自他的想象，来自他想象成为他人的能力。并不是政党、意识形态使我们作出选择，是小说使我们成为政治。”
对于有人认为帕慕克获得诺贝尔奖和他个人对政治的热衷不无关系的说法，帕慕克表示，“世界各地的作家都会受到各种批评。和土耳其早期作家的经历相比，我要轻松多了。我知道作家面对的政治压力终究会消失，但我的作品能一直流传下去。”
我既属于东方也属于西方
关于东西方问题，帕慕克说：“我倾向于不要谈论这个问题为妙。很多时候，这个问题有个假设，贫穷的东方要顺从西方建立的一切。不可避免的，养育我的文化、生活方式、地方政治一定会激发令人厌烦的问题，那些记者希望像我这样的作家能给他们一个答案。”
帕慕克介绍说，19世纪，曾经强大的奥斯曼帝国被西方打败，土耳其出现了一批所谓“青年土耳其”的人，土耳其开始向西方学习，后来它的追随者发起了西化改革运动，很多非西方国家都有这样一个西化过程。这一过程有许多问题，他让很多人遵从一个错误的逻辑———土耳其的贫穷、虚弱源自传统。在他看来，非西方国家总是面临着西方化还是抵制西方化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研究员穆宏燕认为，帕慕克的每一部作品都与土耳其的历史与现实密切相关。土耳其就好比一个人，在自己从小到大的受教育时期，接受的教育全部是东方文化，后来在与别人的争斗中吃了败仗，便认为自己不行了，开始全盘否定自己以往所受的教育，向别人学习并努力成为别人。“土耳其七八十年来一直在‘做别人’，‘做别人’也是帕慕克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词，几乎在每一部的作品中出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做不了别人，但要回到原来的‘做我’也回不去了。因为原有的传统在‘做别人’的过程中失落了。”
他认为：“土耳其在东西方历史与现状的夹缝中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而帕慕克的每一部作品的主旋律都是在寻找身份认同。”
对于东西方的冲突是帕慕克一直在思考和在写作中面对的问题。他说，当我们在土耳其谈论传统与现代紧张关系的时候，当我们谈论土耳其与欧洲含糊其辞的关系的时候，耻辱总是悄悄潜入。无论在哪里，只要感到耻辱，自豪的民族主义就会浮现。“我的小说正是取材于这些阴暗的素材，这些耻辱、自豪、愤怒和挫败感。这些虚弱的情感很容易成为无法控制的火焰。我试图把耻辱看作一个低语的秘密，分享秘密就会带来解放，这是小说艺术教导我们的。”
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授，作品得到西方国家高度评价和认可，帕慕克终日游走在东西方之间。他在面对“你的内心到底属于东方还是西方”这样的追问时说：“我其实反对这种分类方法，如果你非要这样问的话，我要说，我幸福地同时属于这两个世界。而政治往往会把单一的身份加在我的身上。”
照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近日访华。本报记者 李建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