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没去北川中学
5月20日，受“中国心理学界危机与灾难心理援助项目组”的委派，我到了四川绵阳。此行的主要任务，是给当地的心理工作者进行灾后心理援助的培训。
到绵阳的当天，就有朋友告诉我，你应该去北川中学，那里的学生太需要心理帮助了！
我一直在关注着北川中学，我知道这个学校在地震中受到重创，两千多名师生被压在倒塌的教学楼里，许多人再也没有睁开眼睛。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有着无尽的伤痛，他们当中很多人确实非常需要心理支持、心理干预与心理治疗。
但最终，我没有去北川中学。
我知道北川中学每天都要接待许多的专家，因为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专家团，各系统的领导带着专家团，走马灯似的来到北川中学。有个同行告诉我，他去北川中学的那一天，差点儿被老师骂出来，因为他们已经是当天去的第四拨儿人。老师们说，记者来，要诉说悲情；医生来，要表达健康，心理学家来，要组织学生……太多的要求，使得忧伤变成了愤怒。
灾后的心理干预工作，需要在安全、信任、保密的氛围中进行。但一些来北川中学的“专家”带着随队摄影师，在心理干预的同时不断地拍照。我的同行在为学生做心理辅导时，也有记者闯进来。为了表示对记者工作的尊敬，他让学生用鼓掌欢送记者，但学生鼓了三次，记者都不肯离去。还有的“心理专家”在调查时全然不顾学生们刚刚经历了巨大创痛，问卷中很多问题直接触及孩子最痛苦的地方。在学生们最需要抚慰的时候，有的“心理专家”拿到学生书写的东西就扬长而去，冷酷地将打开心灵伤口的孩子丢弃在那里。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问自己：如果你只能去半天，能否与那些老师和同学建立起信任的关系？你能做多少有效的工作？
北川中学师生现在更需要的，是能够长时间在那里工作的心理治疗师。我知道，复旦大学的申荷永等三位教授带着他们的研究生，已经在那里工作了一周多的时间，并且还将建立长期心理辅导工作室“心灵花园”。我非常敬佩他们，也相信以他们的专业能力，会有效地帮助北川中学的师生。其实，他们刚到那里时，并不被北川中学的师生们信任，因为前面去过的“心理专家”留下了许多负面影响。是他们的真诚、他们的用心陪伴，让越来越多的师生慢慢地走近了心理援助服务。“若是不知道什么叫悲痛欲绝，什么是痛不欲生……那么，就不容易在此时的灾后心理援助中有效工作”，申荷永教授这样说。
和某些“专家”相比，一些基层心理工作者的工作显得更有人性。在绵阳的培训中，一位心理咨询师说，她知道面对这样大的灾难，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是不够的，她不敢贸然去做心理干预，只是到安置受灾群众的体育馆，去给那里的孩子们洗洗澡。做这件事的时候，她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心理意义，只是出于一个母亲的本能。还有一位志愿到医院做心理援助的男士，面对一个截肢孩子绝望的眼神，他感到焦急和无助。后来，他发现了另外一个同样截肢的孩子，就把两个孩子推到一起，这样一个新的联结，让两个孩子找到懂得自己处境的人，彼此鼓励着要活下去。
灾区之行使我越来越意识到，心理援助需要专业，但这个专业必须是有温度的。北师大心理学院副教授张西超从灾区回来后说：“7天的时间给予我太多感受，让我开始用生命重新理解心理学。”
也许，不仅仅是专业人士，所有想参与灾后援助的人，包括志愿者都需要学习对生命有更多的尊重吧。
离开绵阳前，接到一个年轻记者的电话，使我感动和欣慰。他说自己在北川中学采访，写稿子时内心总是顾虑重重，生怕不当的报道伤害到孩子。他还说他回到北京后会继续和几个已经建立感情的孩子保持联系——在孩子们失去了那么多之后，他们现在需要的是稳定的关系，而不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面孔。
照片：5月17日上午，四川绵阳市南山小学六年级学生冯双与同学一道来到绵阳最大的受灾群众安置地——九州体育馆，在幸存人员名单中寻找到因强烈地震失散的表姐、北川中学高三（六）班学生刘舟。 本报记者 晋永权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