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轻易相信“有了钱就不卖地”
上述观点建立在一个预设的基础上：只要有钱，地方政府是愿意提供与财力相称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公共产品的。事实果真如此吗？恐未见得。今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提供了一个数据：我国行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指出，2006年，我国预算内的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18.7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这还不算庞大的预算外开支。时下不少地方政府有了钱，首先考虑的不是怎样改善民生，而是怎样改善自己的办公环境，怎样把领导们的座车弄舒适点，怎样想名目到国外多“考察”几趟，怎样搞个“某某第一”之类的“大手笔”……所以我们可以频频在媒体上看到某贫困地区政府举债建豪华办公楼、大广场。这样一来，还有多少钱可以投入公共产品的供应？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但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甚至比非洲贫国还低，这岂是“财力不足”解释得了的？
公共产品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地方政府财力不足可能是一个客观因素，但乱花钱、行政效率低，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具体表现在：一是如上所述，政府没有将财力优先投入公共产品的提供，而是自我享受。比如，每年几千亿元的公车消费若能省下一半，大可改善民生；二是即使投入公共产品，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资金浪费和分配不公。如一些地方在教育经费投入极其有限、农村学校还有不少危房的情况下，热衷于在城区搞“示范高中”，投入动辄数亿元。三是胡乱决策，造成严重损失。如安徽原副省长王怀忠的一系列政绩工程，使阜阳财政背上20多亿元的债务，原来经济就不发达的阜阳雪上加霜。四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所以，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加紧分清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积极进行地方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但另一方面，也更要紧的是，要考虑怎样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将政府行政重点转向提供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怎样让政府的预算、收入和支出彻底透明化并置于严格的监督、制约之下；怎样将民生成绩作为地方官员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总之，要考虑如何从机制上建设一个以民为本，民主、法治、透明、高效、负责的服务型政府。否则，地方政府的钱袋子鼓起来后，我们也无法保证他们能在提供公共产品、保障民生上加大投入。
一个政府就算财政收入十分充裕，如果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缺乏有效监督，它依然会卖地生财。如果以为一些地方政府有了钱就会积极调控房地产，或者以为政府有了钱就会积极投入公共产品的生产，那真是“很傻很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