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热潮是人性的胜利
如果说现代诗歌需要以这样一种灾难性的平台而复活，那么，包括诗人在内的所有在这次大地震中有椎心之痛的人，或许都会希望诗歌继续沉寂甚至是死亡。如果在灾区安然若素与记录灾难的诗歌中，必须做一个二选一，那么人类几乎别无选择地要抛弃诗歌。但是现在，人们在巨痛之后记起了久别的诗歌，这不是一种对诗歌的坚守，而只是选择了这样一种更易表达悲伤的文体。所以，更准确地说，地震引爆全民诗歌热潮不过是表象，本质上是引爆了全民共鸣于灾难的“心灵地震”，至于“诗歌复活”显然是太过乐观了。
诗歌是心灵的救赎与慰藉，是至善之心深处最柔弱的涓涓细流。基于这种文学形式的特质，山崩地裂，数万同胞被埋于废墟之下的时候，人们选择了诗歌以悼国殇，实在是一种本能的感性的反应。正因于此，“9·11”以后，美国人曾说首先想到抚慰心灵的，不是《圣经》，而是诗歌。所以，与其说诗歌在这场灾难之后呈现了温暖或打动人心的力量，毋宁说是一个个个体通过诗歌所表达的朴素、真挚的情愫代表了若干人的心理诉求，毋宁说是无数人的心理共鸣催发了最能表达情怀的诗歌短暂繁荣。这个时候，诗歌本身的文本完美已经不再是第一位的，其所表达的情感真挚与否才是好坏的根本要素。人们人性原点的集中爆发而非“诗歌复活”，才导致了“草根诗人”盖过名家。
诗歌的价值在于诗人建立在现实生活疼痛感基础上的使命感表达。缘于此，“愤怒出诗人”几乎颠扑不破。而汶川一震，悲伤出诗人。心灵的痛感固然是诗歌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汶川地震的惨痛才激起了“诗歌复活”的话，是否能够说明在曾经有序的生活中，诗歌已经渐渐地对生活的痛感麻木了，而诗歌的使命感也与沉重的底层民生渐行渐远。而当只有汶川地震的惨痛才能激起“诗歌复活”的话，那么诗歌对抗震救灾后重回有序轨道的生活是否还会保持敏锐细微的痛感，也委实令人怀疑。从这个角度说，汶川大地震后诗人集体“走上前线”到底是诗歌的幸还是悲，很值得思考。
“全民皆诗”，本质上只是一幅全民抗震救灾的震撼人心的图景。当盛大总裁陈天桥读到《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之后，潸然泪下，做出再捐600万元决定的时候；当很多网友读到这首被全国近百家报纸刊登、而被专家认为“很普通”的诗，“心都碎了”的时候，其实不是诗歌的胜利，而是人性良知与光芒、公民善意与责任的胜利。人性光芒与公民责任应该被铭记与讴歌，诗歌则需要进一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