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汉旺镇丧子之痛
你们两个要相互照顾
表面看上去，汉旺镇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悲伤了。不错，在“六一”儿童节这天，这里的镇中心广场甚至显得喜气洋洋。
尽管仍旧住在救灾帐篷里，孩子们还是得到了不少儿童节礼物。驻扎在这里的空军部队给230多个孩子每人送了一个漂亮的书包、一套文具和一束鲜花；志愿者给孩子们带来了糖果和布熊；一家报社运来成捆的呼啦圈、球和球拍。此外，他们还分到了镇上几个本地女孩冒着危险从摇摇欲坠的商铺和废墟中捡来的水彩笔和小玩具。
然而这些礼物，王晨和杨楠锋再也分享不到了。这天，在距镇广场两公里之外的一处公墓中，这两个10岁男孩的葬礼正在悄然进行。
两人的骨灰被装在方方正正的小盒子里，用镶着一圈黄色流苏的鲜红色绸布覆盖着。王晨的舅舅和杨楠锋的爸爸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捧着，一直送进公墓。
与往年儿童节学校组织的隆重的庆祝活动和节目表演相比，这个葬礼显得近乎简陋。他们各自只有三四个亲人前来送行，在燃放了两串鞭炮后，他们就被放进了水泥砌成的小小的墓穴里。
还在上幼儿园不到3岁时，他们两人就结拜成兄弟。大人们从未见他们吵过架。他们从不以姓名称呼对方，而是亲昵地以“哥”“弟”相称。他们在同一个班级读书，坐在前后排。在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之后，汉旺中心小学的教学楼倒塌下来，他们被埋进了同一片废墟。
遗体被集中火化后，两家的父母终于在儿童节前一天领回了他们的骨灰。现在，他们并排着安放，葬在同一个墓穴，不再分开。
在长满绿树的山腰上，这两个小男孩能永远眺望山下的那座镇子。他们曾经每天背着书包，走过那里繁华的街道，去学校上学。如今，那里到处是废墟，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还未倒塌的房屋，也大多伤痕累累，似乎一触即碎。
即使到了儿童节这天，这个镇子的一些废墟边，浓烈的消毒水气味中依然透出阵阵腐臭。
这场灾难，让汉旺镇突然间失去了700多个跟王晨和杨楠锋一样的儿童和少年。但现在这里表面上已经很难看到悲伤。幸存下来的人们，在救灾帐篷外搭起简易的锅灶，从废墟里或从破损不堪的危房里抢出碗筷，用废墟上拾来的木头生火做饭，坐在帐篷外吃饭。经常，他们成群结队地到镇里的广场排起队，领取各种救灾物资。不少人忙着高价请搬家队，从危房里抢救出各种家具和电器。帐篷里，一些人开起了小卖部。生活在继续。
即使是节日里的这场葬礼，似乎也并非如想像中那么悲伤。
墓园的工人毫不迟疑地用水泥封住那个小小的墓穴，然后熟练盖上沉重的墓板。亲人们蹲在墓前，烧起纸钱和冥币。两个男孩的外婆只是喃喃地嘱咐着：“你们两个要互相照顾”，“你们要好生照顾自己”。
其中一位妈妈柔声地说：“妈妈多给你烧些钱，你在那边自己多买些糖和玩具。”
去年的“六一”儿童节，王晨得到的礼物，是一部遥控玩具赛车，杨楠锋从妈妈那里拿到了20元钱。但今年这个节日，大人们给他们供上4个苹果，两袋早餐饼干，几根火腿肠，两包方便面和两瓶矿泉水。这些“礼物”有些凌乱地摆在墓前，甚至，其中一个苹果，还被燃烧的香烛烤黑了一块。
两个小男孩的葬礼没有眼泪。“我们的眼泪早就哭干喽。”王晨的爸爸王坤叹口气说，说完他甚至咧开嘴露出一个凄凉的笑容。在整个安葬过程中，这位父亲只是远远地站着，不忍走近。
然而悲伤藏在他们每个人内心最深的地方。每当他们再次回忆起地震发生后的那些日子，这种感情就会显露出来。他们要么又红了眼圈，要么眼泪又会止不住滚落下来。
5月12日那天下午，无数房屋倒塌，浓重的尘烟腾起，笼罩在小镇的上空。王坤和妻子卿山艳，杨楠锋的爸爸杨彬和妈妈曾慧，与数百名家长一样，从不同的地点赶往汉旺中心小学。
那时惊惶的人群已经涌满了街道，一片混乱，每个人头上脸上几乎都落满泥土，“很吓人”。他们跑过“华伦天奴”的服装店，跑过“靓妆女人”、“欲望蝴蝶”的店铺，以及老陈鱼具店和罗胖子牛肉店，甚至，避过或者跨过倒在路上的死尸，冲进小学的校园。
当一眼看到儿子所在的四年级（3）班的教室已经从4楼垮到一楼时，卿山艳一下瘫软，往地下跌去，幸好高大的丈夫一把抱住了她。
数百名家长围着废墟声嘶力竭地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许多人嗓子都喊哑了，有人嗓子甚至喊出了血。
废墟里的孩子们也在呼应：“爸爸妈妈救命！”“叔叔阿姨救救我！”
在一片杂乱的叫喊声中，杨彬和曾慧甚至觉得听到了儿子杨楠锋的回应：“嗯，是我。”但王坤和卿山艳没有听到王晨的声音。人们开始疯了一般在废墟上徒手刨挖，双手鲜血淋漓也不停下来。
在这个约有6万常住人口的镇子里，地震这一天，除了汉旺中心小学外，另有一所幼儿园和一所技校部分垮塌，两所小学和一所中学教学楼倒塌。
站在东汽中学的废墟旁，38岁的陈雪梅一度抱定希望，她的丈夫3年前在杭州一个建筑工地上死于事故，她想，她17岁的儿子周琛怎么可能还会死呢？“老天爷不会对我这么不公平。”
震后第三天，废墟中渐渐听不到孩子的求救声了，但她仍没有绝望。
直到废墟里开始传来尸臭味，陈雪梅才开始绝望。但她一直没日没夜地守在现场，因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每从废墟里抬出一具遗体时，她都要上前辨认，生怕漏过自己的儿子。她逼自己喝了一点牛奶和稀粥，好让自己有体力坚持下去。实在太累了，就回到家人临时搭起的帐篷里小睡一会儿。平时10分钟的路程，那几天她要花40分钟才能走完。
她的腿肿了起来，蹲下和弯曲会剧痛无比。就连上厕所，好不容易蹲下去了，自己却站不起来，必须让婆婆拉起来。躺在床上，浑身疼得不能翻身。
那几天每天都有好几次，麻木感从四肢袭向心脏。她觉得自己快要失去知觉了，于是使劲地攥紧拳头，不停地深呼吸，以缓解麻木感。“我一定要坚持住。”她这样对自己说。
甚至当她身体已近虚脱，开始拉肚子，平生第一次拉在裤子上时，她还是固执地要去现场守着，因为她必须要见儿子最后一面，“我要等一个结果”。
当5月18日早上，自己的儿子周琛终于被从废墟中掏出来时，这个瘦小的女人已经守候了138个小时，没有洗脸，没有刷牙。隔着约10米远，她一眼就认出了儿子印着一头驴子的T恤和白色的运动鞋。
“看到儿子被抬出来，就像有人拿刀捅我的心。”她说话时眼圈通红。3年前，丈夫死后，她因为哭得太多，眼角下、颧骨上方的皮肤都被泪水蚀烂了。这一次，“眼泪水又哭干了，没有了。”她摇了摇头说。
她记得，儿子周琛那天早上第二个被掏出来，也是从那片废墟里掏出的第308号死者。他死在教学楼逃生的廊道内，掏出来时身体还是软的。
他与其他9个学生同一车被拉进殡仪馆，他们都是17岁。
他的骨灰被装进一个瓷坛，陈雪梅捧到手中时觉得，“那个坛子好烫好烫”。
“他1米79的个子，现在怎么就这么一点儿了？”她喃喃地问。
但与丈夫的死不一样的是，这一次，对陈雪梅来说，她的悲伤只是集体悲伤中的一部分。
与她同住一条巷子的邻居中，有5户人家的孩子死于地震中教学楼的倒塌。她的亲友中，姨妈的外孙、姑婆的重孙以及一位好姐妹的双胞胎女儿之一，都死在了学校。只有想起这些，她才略微感到一点解脱。
我总觉得他没死，只不过走到别处去了
悲伤似乎渐渐从白天遁入黑夜，从人前退到人后。
白天在外人面前，陈雪梅甚至偶尔还会面带笑容。与其他遇难学生的家长见面，彼此也不再流眼泪了。
但只要静下来，一个人呆着，她就会想起那些天的情景，还有儿子平时的样子。一幕一幕，就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来回闪现。这段时间以来她有些恍惚，连自己的手机号码都记不住，牙膏、脸盆之类的日用品，刚刚用过，放在那里，一转身就忘了。但那一幕一幕，她却都记得清清楚楚。
杨楠锋的妈妈曾慧，是个语速很快、说话爽脆的女人，看上去似乎不像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在儿童节的前一晚，她刚刚抱回儿子的骨灰。坐在她家的帐篷外，她跟邻居聊着家常。时不时地，还会响起她的笑声。
这一天，她还打开儿子的骨灰盒看了一眼。“我就是要看看我儿子啥样子。你没看见，人骨头雪白。”她甚至这样对邻居说。
但是静下来的时候，她会感到悲伤。“人多的时候没得事，一个人呆着，咋个不想？”她说。
她忍不住要从随身的挎包里拿出儿子最好的照片来看看。那是4年前“六一”儿童节时她带儿子到照相馆拍下的照片。这一天，因为学校组织庆祝活动，杨楠锋眉心点着一个红点，两腮擦了胭脂，还抹了一点口红，穿着NBA11号球衣站在镜头前。
她用手指反复摸着照片上的儿子，自顾自地说：“好乖哦！你看他好乖哦！”这个时候，她的眼圈发红，声音哽咽。
她又拿出儿子一本影集来看，翻到儿子最新的一张照片，摄于去年冬天。儿子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虎头虎脑地笑着。她盯着照片看了好一阵，说：“我总觉得他没死，只不过走到别处去了。你看这照片，活灵活现的，好像站在我面前一样。”
而她的丈夫杨彬，一个温和的男人，至今连儿子的照片和衣物都不敢看。这些天出外搞运输的时候，即使开着车也无法集中精力，儿子的那张小脸总在眼前晃。
另一个叫朱丹的女人，尽管她家的房子在这场地震中损害得并不严重，但她和丈夫“连家都不敢回去”，因为屋里全是儿子的东西。而她的丈夫李昌贵，一个看上去乐呵呵的男人，提起儿子时会突然泪水涌进眼眶。
自从他们的儿子鼻子里嘴里塞满沙子“像睡着了一样”被抬出废墟后，他就开始喝酒。“喝酒可以麻痹自己，不喝酒就睡不着。”他摸着自己的光头说，“到现在我的脑壳还是晕的。觉得做什么都没得意思了。”
悲伤还隐藏在大街旁、广场上的成千上万顶安置帐篷里
悲伤还隐藏在大街旁、广场上的成千上万顶安置帐篷里。外来的人很难看出哪一顶帐篷里正受着这种悲伤的煎熬，即使本地的人们，也未必知道。
当汉旺镇受灾的人们被分流到绵竹市、德阳市的各个安置点后，他们把悲伤也带到了那里。
在德阳市的一处大型安置点内，75岁的朱鸿章就受着这样的煎熬。37年前，这位搞设备修理的老工人跟随东方汽轮机厂从哈尔滨支援“三线”来到汉旺镇。如今这家大型国企为汉旺镇贡献了约80％的财政收入。
自从5月12日他唯一的孙子朱子木被压在东汽中学的废墟下后，老人至今没能见到孙子最后一面。事实上，他永远也见不到了。因为当这位17岁的高二学生在震后第四天晚上被挖出废墟时，脸已经像茄子一样的颜色，并且有些变形，难以辨认。尽管老人嘱咐守在现场的大儿子要拍张照片给他看，但大儿子只是拍了朱子木从白色塑料布下露出的一只脚，以及被裹进黄色裹尸袋、洒上消毒粉后的样子。
在朱鸿章从电话里得知孙子被掏出废墟的那个晚上，他梦见了孙子。这个个子高高、鼻梁直直的帅气男孩在梦里对他说：“爷爷，我跟你告别来了。借给你的那本《谜语大全》，就留给你做个纪念吧。”朱鸿章从梦里醒来，忍不住哭出声来。他怕惊扰了安置点里的其他人们，便揣着一只小板凳，摸到外头，坐在黑暗里偷偷地哭。他在那里呆了三个小时。直到现在，他仍然怕看到安置点里一直播放的电视，一看到那些地震废墟的画面，就喘不过气来。
这个家里最受悲伤煎熬的也许是他的儿媳。这位母亲这段日子“就像变了一个人”，不哭，也不说话，只是一个人呆着。
那天当她的儿子朱子木被抬出来后，她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她的丈夫拽住了她，但她固执地要求，“我必须要摸手”。男孩的手又细又长，从白色塑料布下露出来。母亲非常细心地为他一点点擦干净。
她的婆婆有些“怕见到她”，因为“不知道说啥好”。灾后因为在不同的安置点，她们只见了两次面。一次，她和丈夫来看望公婆，婆婆说：“坐吧。”她只是回应一句“不坐了”，就再也没有说一句话。另一次，婆婆去看望她，没说上两句，看见她要哭，赶紧转身走开，因为俩人都受不了。
她还要求丈夫无论如何回到他们摇摇欲坠的家里，别的都可以不要，但一定要把儿子的照片拿出来，还有儿子的一条游泳裤，因为儿子最喜欢游泳。
丈夫照办了，只不过，他把照片和游泳裤都“转移”到一位朋友家里，怕她看见伤心。
来生你们就投胎做个双胞胎吧
也许正是类似的这些物品，比如照片，让这些悲伤的人们觉得，他们的孩子并没有离去。
“六一”儿童节这天，当两个小姑娘从汉旺镇的巷子里蹦蹦跳跳地走过，一边走一边惋惜今年的儿童节不能像往年那样盘头发化化妆的时候，当两个小男孩骑着小自行车一路飞奔去广场上领取礼物的时候，当另一个小男孩跟他的堂哥玩一种叫“花仙子”的游戏的时候，那些离去的孩子们正以这样的方式存在着：
在朱丹家的帐篷里，快满10岁的儿子李显荣，就在她做成钥匙坠的大头贴里。这个小男孩总是盼望着长大，这样就“可以穿爸爸的阿迪鞋了”。
在一位叫朱瑞强的父亲那里，读5年级的女儿朱悦，就在他手机里，奶声奶气地唱着一首叫《感恩的心》的歌。女儿长到两岁之前，都是他帮她洗澡。他在儿童节前两天梦见了她，她说了一些让他听不明白的话，而他对她说：“有来世的话，你还做我的女儿。”
在陈雪梅那里，儿子周琛就在他留下的手机里。那里面保留着他生前收发的短信息，保留着他的好友通讯录，“3娃”、“阿蛋”、“东瓜”、“老硬”……他最好的同学“老硬”也跟他一起死在废墟下。还有一个叫“驴女子”的发来的短信：“驴子哥哥，鹅想你乐。”“驴子哥哥”是儿子在QQ上的昵称。17岁的男孩已经不需要儿童节礼物，陈雪梅把他收到的情书和贺卡整理出来，烧给他。
在几乎所有人那里，这些离去的孩子都在一本本厚厚的相册里。从出生几天，到百日，到周岁……
11岁的男孩刘鑫，他的妈妈在他的大部分照片背后写下了备注。101天留念里，他带着银手镯，穿着开裆裤，咧着嘴瞪着眼。“那天因换新裤子而惹得小毅（他的小名）很不高兴。”妈妈这样写道。
1岁零7个月时，他被妈妈抱着在一大片菊花跟前照相。妈妈写道：“为了让儿子开阔一下眼界，今天一早，我就带着他去绵竹，观赏公园正在举办的菊花展览。照这张相时，我本想让他站着牵着他的手照，但他太调皮了，偏要转过身去摘花，气得我只好抱着他。”
这些照片被这些悲伤的人们不时拿出来翻看一下。“你看这些照片，看着看着孩子就长大喽。”朱瑞强说，“可一眨眼就没了，狗日的！”说着他不停地眨着泛红的眼睛。
而对于王坤夫妇和杨彬夫妇来说，两家人共有的照片，是王晨和杨楠锋在4年前“六一”儿童节的一张合影。两人搭着肩膀，亲昵地站在一起，王晨比杨楠锋要高一些。
“他俩好得很。”王晨的外婆和杨楠锋的奶奶一遍遍地说，“我们孙孙好乖哦。”
从一年级到三年级，王晨是班长，四年级，他是安全委员。而杨楠锋，上个学期考了全班第二名。
“他俩好得跟一个人似的。”一次吃饭，两人同时夹住一片卤牛肉，又同时缩回了筷子，一个说：“哥，你吃。”另一个说：“弟，你吃。”
“哥哥”王晨最喜欢的玩具是赛车，最爱看中央七套的《致富经》节目，每天必看。他电脑玩得很好，会帮着同学们申请QQ号。他还会炒饭，煎蛋，下面条，包饺子。
“弟弟”杨楠锋是个听话的孩子。他答应了几点回家，就一定会准时到家，如果时间来不及，跑也要跑回家。
5月12日这天下午，杨楠锋从爸爸的车上跳下来，去学校上学。不到半个小时后，他被倒下的教学楼压在了废墟下。
而这天早上，王晨穿着妈妈新给他买的粉红色T恤、一条运动裤和一双金莱克运动鞋，吃完一碗炒饭，然后去上学，出门前他说了一句：“妈妈，我走了。”
这天他真的走了。等到14日夜里11时左右，他被从废墟里掏出来时，依然穿着那件粉红T恤，红领巾还在脖子上，但鞋子已经掉了，脑袋被砸扁了。大约两个小时后，人们挖出了杨楠锋，他的腰被砸断了，头被砸出一个洞。
“他们一起走了，到那边还可以一起耍。”大人们这样说。
“六一”儿童节这天，阳光灿烂，灾后的汉旺镇看上去很平静。他们把两个男孩葬在一起，当黑色的墓板合上后，他们在墓前说：“来生你们就投胎做个双胞胎吧。”
这一损失，无法以数字计算
在大地震后的第20天，汉旺镇正一点一点恢复秩序。留下来的人们住在救灾帐篷里，慢慢适应新的生活。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明天究竟在哪里，也不知道这个德阳市经济实力最强的镇子，是要在原地重建，还是将异地迁建。
然而让他们忧心忡忡的是，这个镇的主要经济支柱——东方汽轮机厂将要迁到德阳去了。他们担心，这个GDP一度达到38亿元的富裕小镇是否将从此一蹶不振。
5月12日那天，那块土地下爆发出的自然伟力，破坏了这个镇子中心广场上的大钟，让它的指针永远停留在下午2时28分，也让这座富裕的小镇倒塌了3万多间房屋，让10万多间房屋、3座桥、7座水库受损，让43万只家禽和6．5万头猪、牛、羊死亡。
根据镇政府的数据，截至5月30日17时，全镇遇难人数达2593人,其中,学生755人。此外,尚有2121人失踪。
自然的破坏力给这座镇子造成了450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但在王晨的妈妈卿山艳和周琛的妈妈陈雪梅看来，汉旺中心小学和东汽中学那两幢分别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老旧教学楼，在那一天垮塌，造成了她们生命中最大的损失。这一损失，无法以数字计算。
5月31日下午，拿回儿子的骨灰，王坤哭了一场。原本，王晨的遗体被拉走集体火化后，“自己还好像在做梦”，但是见到骨灰后，他知道，“梦该醒了”，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了。
“六一”节这天，在把儿子王晨下葬后，王坤和卿山艳开车“逃离”了汉旺镇。
他们在德阳市租了房子。尽管在那里跟在汉旺镇一样都需要住户外帐篷，但他们还是决定前去。因为在汉旺镇，一见到亲人，卿山艳就会“眼泪包都包不住”。而在那个城市里，不会有人跟她提起王晨。
没人提，她就不会伤心了。
“好想这就是一场梦啊。”在车子开往德阳的路上，她叹息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