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救援中的“国家队”
站在这幅四川省北川县航空遥感影像图前，休整待命的王念法和叶国德似乎又回到了搜救现场。从5月16日至5月19日的4天里，王念法与他的队友牵着搜救犬，在这片土地上“不知道转了多少圈”。现在他们能精确地告诉你，哪儿曾是北川大酒店，哪儿曾是菜市场，还有他们在哪儿救出了61岁的老太太李明翠——当时她已在废墟下埋了164个小时。
说话间，卢杰和司洪波也走了过来。从分工上看，叶国德统帅着一支由51人组成的工兵连，司洪波、卢杰、王念法分别是教授设备、理论和技术的教官。
“有一支140人的专业队伍马上就到。”5月12日汶川地震当晚22时，在都江堰市中医院，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这样安慰失踪人员家属。
被总理寄以厚望的“专业队伍”指的就是这支以王念法等人为骨干的“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在国外，他们被称作“中国国际救援队”。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一些国家就成立了专业的地震救援队。1991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提升联合国在应对复杂紧急情况和自然灾害方面的能力，并为此设立了紧急救助协调员（ERC）制度。司洪波介绍，从这个背景来说，中国成立国际救援队比欧洲国家晚了20年。
进入21世纪，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需要组建一支专业队伍参与到国际救援行动中去。2001年4月2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向这支由中国地震局、北京军区某工兵团和武警总医院联合组建的救援队授了旗。
7年后，这支队伍成了第一支到达救灾现场的专业救援队。在都江堰，在绵竹汉旺镇，在汶川映秀镇，在北川，王念法和他的队友们先后在48个点上，进行了216个小时的救援，最初几天，不间断作业时间超过120小时。队旗所到之处，当地老百姓奔走相告，“国家队来了”。
有人评论，在这场与时间争夺生命的战斗中，这支183人组成的队伍代表了一个国家在科学搜救上的最高水平。
装备是常规，人是关键
司洪波总是提到“科学施救”。身为中国地震搜救中心保障部副处长，他掌管着国家救援队的搜救装备。在救援现场，普通民众往往会依据装备的先进程度来判断一支救援队的水平。
国家救援队的装备无疑是国内最顶尖的，尽管它们平时就被存放在北京西郊的一间仓库里，看上去并不起眼。
比如一块盘子大小的气垫，司洪波说，它能支撑起1吨的重物。原理并不复杂：气垫是由防弹材料制成，没充气时瘪瘪的，只要有5厘米的缝隙就能把它塞进去。救援队员用一个6．8升的气瓶把压缩空气压入气垫内，气压产生的动力就能顶起楼板。因为压强是不变的，所以受力面积越大，支撑力就越大，因此方桌大小的气垫理论上可以撑起68吨的重物。
在搜救过程中经常被用到的还有三种生命探测仪。一是利用光反射原理制造的光学生命探测仪，俗称“蛇眼”。这种仪器的主体非常柔韧，就像通下水道用的蛇皮管，能在瓦砾堆中自由扭动。仪器前面有细小的探头，只要废墟上有一个手指粗细的孔，即可深入探测，类似摄像头的仪器将信息传送回来，救援队员利用观察器就可以把瓦砾深处的情况看清楚，基本确定被埋压人所处的位置和被困地形。队员们称之为“废墟中的胃镜”。
声波生命探测仪寻找生命靠的是识别被困者发出的声音。这种仪器配有6个振动传感器。它能根据各个传感器听到声音先后的微小差异来判断幸存者的具体位置。即使幸存者已经不能说话，只要用手指轻轻敲击，发出微小的声响，也能够被它听到。理论上，只要心脏还有微弱的颤动，探测仪也能感觉出来，因此被称为“废墟中的听诊器”。
2007年刚引进的雷达生命侦测仪是国家救援队最新购置的设备，它会连续发射电磁信号，对一定空间进行扫描，接收器不断接收反射信号，并通过对不同时间段接收的信号进行比较等处理，判断目标是否在动，就像是一台“废墟中的CT机”。
不过，在实际的搜救过程中，司洪波发现，这些设备各有利弊。比如平时训练中，生命探测仪隔着5层楼板还能准确定位生还者的位置，但在搜救现场，电磁波经过多次反射后并不是100％准确。声波探测仪在现场也缺乏安静的作业环境。即便是被称作“最好的搜救专家”的搜救犬也存在误差。“对搜救犬来说，遇难者的气味是训练中未曾接触过的，这影响了它的判断。”司洪波认为，救灾现场比训练模拟出的环境要复杂得多。
他举例说，在一栋楼里，有一位消防员称用蛇眼看到了幸存者，5小时后打开楼板发现，里面只有一个沙发。在北川中学，日本救援队队员根据生命探测仪的显示，在某处挖掘了9个小时，结果一无所获。
司洪波认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搜索装备被实践证明是生命探测的利器。一些德国救援队的同行始终坚持，在搜索方面“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装备配置只是常规的，关键还在于人。”司洪波说，这里面包括专业知识、经验还有信念。
专业性体现在科学施救的步骤中
5月15日，40名国家救援队队员组成的搜救队被空运到映秀镇。因为直升机负重的严格限制，40名队员总共只带了4件装备：一个可以剪切或扩张的设备、一把凿子、一根撬棍、一柄锤子。
在映秀镇的搜救过程中，队员们发现了一名幸存者被柜子挤住，且缺乏作业空间，无法使用剪切设备。于是队员们趴在地上，用从居民家中找到的菜刀和裁纸刀一层一层地削木头。在另一栋楼里，十几名志愿者早在一天前就发现了一名被压在预制板下的幸存者，但他们无法徒手搬开数百斤重的预制板，也找不到能够支撑的设备。教官卢杰赶到现场，很快想出办法。他让志愿者们用绳子把预制板两边绕起来，再穿过几根钢管，4个人合力把预制板扛了起来。“在训练中，我们要求每个队员都必须学会因地制宜。”卢杰说。
在此次搜救过程中，国家救援队总是被派到灾情最严重和搜救环境最复杂的地点。在此之前，这些地方大多经过几轮搜救，不存在“搬开楼板就能获救的幸存者”。一支搜救队伍的专业性因此得到了最好的检验。在东汽中学，国家救援队在几支救援队搜救之后，又救出11名学生。在新建小学，他们又救出了16名幸存者。
在卢杰看来，救援工作的专业性更多地体现在“科学施救”的步骤中。
首先是判断适当的施救地点。因为汶川地震发生在下午，因此学校和医院是国家救援队确定的重点搜救区域。如果地震发生在晚上，重点将放在居民区；如果灾难发生在周末，重点将放在商场等公共场所。
其次是组织分配人员，根据现场的情况确定是“同时作业”还是“主攻一个”，同时画出草图，划分作业区域。
在发现幸存者后，通过探查现场，寻找最便捷和安全的救援通道是确保搜救成功的关键。但这个重要的步骤通常会被轻视。每当国家救援队初到一个受灾点，心急如焚的家属往往会急得大喊，“来了不干活，都蹲在地上发什么呆呢？”实际上，观察，意味着救援已经开始。卢杰认为，这比“到了就搬砖头的救援方式更科学也更节省时间”。
比如在东汽中学，当有人正在考虑移走幸存者上方的大梁时，国家救援队队员已经凿破了幸存者身下的水泥板，把人从下面的通道中救了出去。
在搜救过程中，安全始终是最重要的。这包括被救者的安全，也包括施救者的安全。中国国家救援队同时是国际救援队，奉行国际救援理念：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救援。“9·11”事件后，数百名消防队员因为通讯失灵而葬身世贸双塔的悲剧一直让国际救援组织的成员们反思。
“道理很简单，施救者自身安全才能救更多的人。”卢杰说。
国家救援队的每个救援小队中都配有专门的安全员，负责加固作业面并建立安全的撤离通道。
在一次6．1级余震中，4名队员被埋压在映秀镇的一栋家属楼里。十分钟后，三名队员把他们救出去，正是因为事先在通道里打了支撑，这些队员只受了轻伤。
受新建小学4名小学生躲在桌子间毫发无伤的启发，国家救援队还在实践中发明了一种“笼式救援法”。他们利用钢筋和脚手架制作出一个三面封闭一面开口的笼屉状救援器材，先利用废墟空隙把笼屉放进去，施救人员再钻进去，进行支撑顶升。在几次危险的高空作业中，这种救援法保障了队员的安全。
在施救的同时开始心理干预
医疗同样是贯穿搜救过程始终的重要环节。“除了生理上，还有心理的疏导和干预。”卢杰说，大多数人都知道灾后要对幸存者实施心理干预，实际上当被救援者被埋压超过24小时，就必须当即开始心理安抚。
东汽中学高二学生薛枭被网友们称为“坚强的可乐男孩”。就在人们要将他抬上救护车时，他突然向在场的救援人员说，“叔叔，我要喝可乐，冰冻的”。当时，这一幕被电视镜头记录了下来，让无数中国人在灾难面前破涕为笑。
实际上，薛枭在被救援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创伤后应急反应。由于眼看着身边的同学一个个被救出去，薛枭开始心慌：“叔叔，你们不会不救我了吧？”
“不会的，我们肯定救你出去。”
“那你们能不能搞快点把我弄出去？我要来不起了。”（我快不行了——编者著）救援过程中，这句话他翻来覆去问了好几遍。
救援工作临近第48个小时，他告诉国家救援队队员张健强，“我只能坚持20分钟了”。
听了这句话之后，张健强开始以平和的语调与薛枭对话，事后证明这是一次成功的心理干预。
“出来后你想干什么？”
“我想喝可乐，最好是冰的，太渴了。”
“好，你出来我给你买。”
“那你想要啥？我也给你买。”
“我给你买可乐，你出来后给我买根雪糕吧。”
“没问题。”
18分钟后，薛枭被成功地救了出来。
“心理干预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幸存者在被救出去的时候心情平静。”卢杰说。他听说在某个救援现场，有一位幸存者获救后激动地站着走出来，后来还是死了。如果事先经过心理安抚，可能就没事了。
在映秀的营救现场，卢杰曾营救过一位女教师。成功的心理干预得到了女教师的配合，她能够一直保持平静的情绪和队员聊天，把自己的情况告诉队员，方便他们判断并选择施救办法。“我的腿被压住了，我曾经尝试想从那里掏出点东西来，但我一动，上面就有东西掉下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卢杰说，后来队员们根据这一信息，改变了营救方案，避免出现坍塌造成的二次伤害，很快就将她救了出来。
也有些人看见救援人员非常激动，表示自己身体哪都没事，“你们赶紧把我救出去吧！”救出来才发现，身体上已受到多处比较严重的伤害。这种急切的情绪并不利于幸存者尽快脱险。
在地震现场，队员们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救出每一个人，哪怕身处环境相对安全，但在废墟里多待一会，危险性就多一分。
在聚源中学营救一个女孩子的过程中，队员一直在和她“拉家常”，她说自己叫高莹，12号那天发烧了，说自己坚持着到学校来上课……渐渐地，她的情绪趋向平稳。
由于现场余震不断，队员们在营救的同时做好了防备措施，在不远处为自己搭建了一个暂时置身的支撑空间。一旦余震，临时确保安全再进行工作。
突然，余震来了。队员们有序地向支撑空间转移。
这个情绪平静的女孩突然大哭起来，一把抓住卢杰：“我怕，你别走。”女孩哭得特别厉害，现场也余震不断。
卢杰安慰她说“我不会走”，并留在她旁边。
事实上，这要冒很大风险，但在救援人员看来，保证幸存者的心理平静是最重要的。
高莹，就是在地震中有名的“微笑女孩”。
在废墟下，国家救援队共救出了49名幸存者，协助指导其他救援队营救出12名幸存者，帮助定位36人。除去这些，他们还清理出了1080具遇难者遗体。相对于幸存者，他们每天面对更多的是逝去的生命。
救援队员自身也需要安抚。由叶国德指挥的由51人组成的工兵连，2／3的队员都是新兵。尽管大多数人经历过强迫性训练，包括孤身看守坟场，帮殡仪馆运送尸体，但谁也没有过直面死亡的经历。
即便是参与过多次国际救援的司洪波，在现场碰到“那些软绵绵的尸体”，视线就会自动屏蔽“不愿意看见的”，只看活着的人，只想着怎么把他们救出来。在救援印尼海啸时，他曾拍了一些照片，但回来“从来不敢看”。这次去四川，他干脆不带相机。
到达绵阳的时候，教官王念法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被他救出的那个女孩马晓凤打来的，她对王念法说：“叔叔，谢谢你，我好想你。”
王念法觉得，这就是在灾难中寻找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