蹒跚中，民间组织走向台前
汶川大地震中，我与一些深入灾区救灾的志愿者联系和交流，与此同时，又因为参与火炬传递的报道，途中关注过各地的义工组织，这种现实与传统观点的巨大反差，给了我深刻印象。
20年前，曲啸、李燕杰蛇口演讲时，当时的“建设者”一致以“我们就是来挣钱而不是来奉献的”表态，令两位演讲家下不来台，也给全国人民一个发达地区只有自私的经济动物的印象。今天，恰恰是在沿海发达地区，具有高度社会服务意识和奉献意识的义工群体最早出现，而且也最发达。
可以这么说，那些“物质文明”走在前面的沿海发达城市，“精神文明”也同样走在了前列。虽然在这些城市年轻人的日常语言里，看不到符合标准“精神文明”的词，他们个人生活的价值观也不太符合传统，但行动上，就我个人的见闻，他们当中许多人的作为非常了不起。
很多人认为，今天社会的道德水平急剧滑坡，文明程度在降低。但我以为，如果考虑到有无选择的自由，考虑到有无机会可选择，那么在30年前“道德水平很高”的年代，其实体现的并非人们真正的道德水平，只体现人们生活被管制的程度。当外在强力管制消失时，人们的表现才体现其实际道德水平。
文明是一种自觉行为的集合。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义工、志愿者和其他民间组织的出现，是高度自由意志下的个体选择，与以往的道德标杆不同，他们非官方激励的结果，亦无官方的约束。从这点看，他们比以前时代的人更能体现“文明”二字，也来得更为真实恳切。
表面上看，这种自觉的社会意识与其富裕程度高度相关，太史公亦曾云“富贵而仁义附焉”。不过，我以为，与义工等民间组织的发育程度、公民意识真正高度相关的，也许只是当地政府的管理理念。譬如，北方一些资源型城市拥有极高的人均收入，但它并没有比周边城市有更好的表现；而南方省份并不富裕的中小城市，义工组织的活跃程度则直追沿海。
火炬传递时，我在惠州的所见，应当能说明体制与民间组织的一种互动影响。当地的一个义工组织为迎接火炬传递，在街头发起募捐活动。他们购买了一万多面国旗，挨家挨户送到火炬经过街道的每一户人家，详细告知悬挂时间和方式，火炬传递完毕后，又迅速挨家挨户将国旗回收。最后，这些国旗被连夜传递到厦门义工组织手中。
对于这样的“非政府组织”行为，当地政府给予了认可和支持。政府干脆还把一个下发文化衫的任务交给他们，义工们组织的红旗方阵不但被允许入场，而且还承担了小部分维护秩序的任务。民间组织和政府的良好互动，在惠州的火炬传递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而此次汶川大地震，更有众多的民间组织、义工积极参与其中，其反应速度和应急能力令人刮目相看，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行为的不足。一直不太被重视的民间组织，以一种“非常态”方式登台亮相，并显现其能量。
但是，中国的民间组织，还远未发育成熟。其在展现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的象征意义，也许大过它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影响。由于目前法律身份上的问题，普通公民组成的团体，即使互联网发达如今天，他们要互相知晓都极为困难。这一缺陷，在汶川地震时表现得特别明显。即使是那些自己有严密分工、作风扎实的团队，也多半处于盲人瞎马的状态，他们不但无法与其他地区的志愿者团队协调联系，甚至与同城的志愿者都无法协同。因为全国各地的义工组织或志愿者组织，基本都处于缺乏有效稳定联系渠道和沟通平台的状态。
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程度和动员能力，是现代化程度的最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在改变一盘散沙积弱不振的努力中，长期把这种组织程度和动员能力直接等同为政府对社会的组织程度和动员能力。
而一个有机的现代社会，民间的组织与国家的组织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为关于公民健全独立的人格、关于社会道德的稳定、关于对国家和人民的真正热爱，关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价值共识、关于为什么我们可以因做一个中国人而骄傲……总之，一切值得我们珍视的属于“文明”的品质，它都不仅是某种教育或者观念灌输的产物，更是公民能自由在这个国家找到一种社会纽带与国家、与社会、与其他人稳定联系，并与之共生的产物。
汶川地震，就中国民间组织而言，既是中国公民责任感的集中展示，也是检验其发育程度仍严重不足的一次考验，但他们的坚韧和热情，你不可能不对这个国家深怀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