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痛》为农村留守儿童喊“痛”
全书分“缺位”、“悲情”、“救赎”三篇，反映了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生存困境，从家庭、学校、社会各个方面揭示了造成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频发的根源，并且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对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办法进行了理性分析与深层思考。
阮梅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关注始于2003年。“或许是母爱的天性，我一直很关注那些我认识或不认识的、生活在各种困境中患有心理疾患的孩子”，阮梅说，2003年7月，她开始有计划地跑康复医院、精神病院、少管所、看守所，最初的想法是写中学生的心理问题。后来，阮梅惊奇地发现，里面很多有问题的学生都是发生在缺少父母疼爱的打工家庭。比如，走不出网瘾的男童之死，寄居在姑姑家怀孕后投河自杀的女童之死，都是因为父母外出打工，使两个品学兼优的孩子或陷入网吧不能自拔，或陷入早恋自吞苦果，直到年幼的生命过早离去。“也就是那两个孩子的死，让我来不及作过多理性的思考。我下定决心，要做农村留守孩子问题这个专题调查。”
在创作过程中，让阮梅受到震撼的地方太多太多。“大到2000万之多的留守儿童数字，小到孩子只要提起父母就想流泪的一个眼神，看了，一辈子忘不掉。”
阮梅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一个八岁的男孩子坐在她面前，既不说话，也不回班级，只是时不时抬头看她一眼，十分钟过去了，男孩仍然不想离开。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最后不得不离开时，阮梅看见男孩终于泪流满面。
阮梅说，当时社会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重视程度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凸显出来，她最初的打算，是将调研材料打印成册送达各级相关部门，引起国家和全社会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高度关注。后来陆续将它们写成文章，以中篇的形式在各杂志发表。“随着调查的深入，我愈发感觉中篇远远不能承载内容之重，就把它们写成了长篇。”
阮梅进行的所有调查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进行的，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她先后到了湖南、安徽、河南、四川、湖北、陕西六个省十多个县进行走访，因为交通不便、语言不通、路程不熟，经验、经费不足，着实吃了不少苦：手机被盗过，从摩托车上摔下来过，调查也曾不止一次地被一些单位拒绝过，在病房还遭到患精神病的孩子袭击过。为了节约经费与时间，阮梅每次外出调查，除了每天五六个小时的休息外，基本上是连轴转，而且每次出门，没有忙到头痛脑热身体严重不适都没敢想到回家。
“其实这一类的苦，在当时都没有感觉有多苦。最苦的是，每天整理完调查笔记后，大量的信息和题材本身的沉重就开始在脑子里闹腾不休，大脑始终进入不了休息的状态，记不清有多少次，整晚整晚无法进入片刻睡眠，那种难受，有苦说不出。”阮梅说，她常常有一种担忧，对留守儿童前途与命运的担忧，对一个家庭、对社会的担忧。“这些担忧常常令我内心疼痛郁结，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能去为那些孩子喊痛叫苦。”
在进行了大量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查走访后，阮梅认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存在有其特殊的背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减少了实质意义上的农民，加快了农业人口向城镇集中的步伐。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近年来政府已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摆到桌面上讨论并付诸行动。全面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家庭的，也是社会的，所以它的解决需要全社会整体的参与、担当，而不能简单地将责任直接推给中央政府或者农民工。面对那些已经缺少父母亲情关爱的孩子，家庭、学校、社会，每一个人，都应该作出回应。”
阮梅说，她期望这部作品所写的内容在人们眼中成为一个个立起来的问号，期待它能够引起更多的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社会上更多的人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特别是思考，行动，从而达到正视现实，群策群力，逐步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目的。
据了解，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只是阮梅学生系列问题调查的一部分。完成农村留守孩子题材之后，阮梅的下一步计划，是进行当代中学生心理危机方面的调研。
阮梅说，近些年来，受现行高考指挥棒的吸附，整个社会对中小学生的价值评价，实则沿袭着以考分论英雄的评价体系。不难看到，在这种片面化应试教育的压力之下，非智力教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许多中小学生小小年纪便成为学习的机器，心理压力重重，人生缤纷梦想灰飞烟灭。更何况，我国在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经济成分、就业岗位、就业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日趋多样化，传统美德的社会根基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和扭曲，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伦理机制远未来得及健全起来。外来糟粕思潮的侵袭，社会愈演愈烈的某些负面影响，更使一些孩子雪上加霜，暴露出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这个问题同样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与关注。
在阮梅看来，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也为作家提供了历史性的创作机遇，作家应该保持生活的敏锐性，思想的独立性，更应该有明确的社会担当意识。“作家，本应是一个为社会喊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