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别样的乡恋
晏阳初并未想过接触他们。
直到他听说了这样的故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上，美国军官催促华工劳动：“Come on，let’s go！”这几个英文单词，只有最后一个听起来耳熟。华工们猜想：这位军官喊自己狗，简直欺人太甚！为了两个钱，来冒此生命危险，还要像狗一样被呼来唤去！我们今天不替你做工了，看你神气到哪去？不管军官怎样重复命令，华工们就是置之不理。
晏阳初随后采取的举动，为大多数人所不解。这位26岁的英俊小伙，刚刚从耶鲁大学政治学专业毕业。他是大学唱诗班的成员，喜欢弹奏贝多芬等人的古典乐曲，早餐主要是冷牛奶和面包。这样的生活，虽然说不上奢华，起码还算舒适。但是自从1918年参与到为华工服务的队伍中后，某些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
这位大学生开始教自己的老乡识字。“父母给我们脑，并不是叫我们顶在头上加重量；如果只是白白地顶着，等于是无脑。你们是愿意做有头有脑的人呢，还是做有头无脑的人呢？”坐在公共食堂里，他开始用石笔在石板上教课。
半个多世纪后，晏阳初回忆往事说：“表面上看，我在教他们；实际上，他们指点了我一生的方向。”
1929年，他在中国一处荒凉的乡村开展平民教育，宗旨是“除文盲、做新民”。这个地处河北名叫定县的地方，当时没有一所学校。40多万人中大部分目不识丁，更别提医疗和卫生条件了。
“你完全可以凭借自己出众的才华而赢得崇高的声望和舒适的生活。”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评价这位中国朋友：“然而你却毅然离开了条件优裕的环境，而走向民间，走向农村，无私地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自己的祖国成千上万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他们从未进过校门，因贫困和文盲，他们世世代代任人摆布。”
晏阳初坚信教育能够改变底层民众的命运。“定县实验”的开幕式就是走花灯。这位穿长袍、戴眼镜的洋博士，在夜幕中提着灯笼出现在村口的土路上。唯一不同的是，灯笼上画的不是花鸟鱼虫，而是有关农业生产的歌词。
跟在这位先生后面的，是一大批同样怀有“乡恋”的知识分子。这其中既有大学校长，留洋博士，也有国民政府的官员，他们全都举家从大城市搬到这里。据统计，最高峰时期，晏阳初在定县团结了500名“愿意和农民在一起”的知识分子。
“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晏阳初这样告诫同仁。他身先士卒地穿起粗布大褂。与农民闲谈之时，他还拿起呛人的旱烟管猛吸几口，并夸赞“味道不错”。而事实上，这位基督徒并不抽烟。一位老人还记得，这位城里来的先生还学会用方言跟农民说话。
只可惜，这样一段“博士下乡”的故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鲜为人知。据说原因是晏阳初所倡导的“农民改良”，不同于主流的“农民运动”。
党国英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他回忆，直至1994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自己才第一次了解到这位前辈的所作所为。
“他是位平民教育家。”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评价说。据他所知，那些大字不识的农民，后来竟然读起了报纸。这种改变即使在今天也难以想象。
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三农问题”的提起，晏阳初的理念重又被学界重视。2003年,温铁军选择在“定县实验”的旧址重开乡村建设学院。但在去年夏天，这场新时代的平民教育活动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宣告失败。
相比之下，晏阳初在这片土地上的理想化实验持续了十年。1949年以后，这位老人把精力投入到其他地方，诸如菲律宾、泰国和危地马拉等国家。
这种坚持不懈为他赢得了世界级名誉。1943年，美国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代表评选晏阳初为“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与爱因斯坦等人并列。
但他始终难以忘怀这段“乡恋”。上世纪80年代，年逾九旬的晏阳初回到定县参观，其时那里已更名定州。面对大多数陌生的村民，他用高音喇叭说了句“兄弟姐妹们，我回来了”，就此老泪纵横，泣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