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影像化之后，还剩些什么
不要让从灾区回来的人反复回忆与讲述自己的见闻，以免对叙述人再次形成伤害。我理解他们的方式与态度，这让我感动。但，相关的问题是，在资讯如此发达，媒介空前开放之际，包括我自己在内，身处即时更新的信息中，为何还会有那样多的疑问，总觉得通过媒介得到的信息还不够呢？为何还要总是抑制不住地打听所谓“真实的”情景？
按理说，世界已经影像化了。电视、互联网、平面纸媒，甚至包括手机短信等，迅速把大量信息，包括实时画面传送给我们，满足人们要求了解真相的“公民心”，当然也包括那些最原始的好奇心。我们为此欢呼过，礼赞过，认为这开辟了中国信息沟通的新纪元，可以向我们急于告别的旧时代说声再见了。
但，当经过人类选择的影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或者更进一步，影像代替事件本身，成为我们观照历史的替代品，也就是说历史影像化之时，问题便出现了。“正是这些画面使得我们记忆。”——已逝美国著名“新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在21世纪初，便对此现象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她提示道：问题不在于人们透过照片来记忆，而是他们只记得照片。举个例子来说，我不愿与朋友一起观看自己拍摄的那些地震现场照片，主要原因是，别人在观看这些把现实平面离间了的照片时，尽管还有十分丰富的想象空间来面对灾难与恐惧，可那毕竟隔了时空。而我在看时，却总在突然间回到自己去过的那些地方，甚至在北京安静而整洁的办公室内，恍然间也会突然嗅出让人无法呼吸的气味和漫天弥漫着的千年粉尘，胸闷得几乎让人窒息。
对于其他透过照片来理解地震灾害的观看者来说，照片抹掉、阻隔了许多其他形式的理解，以及其他形式的记忆，包括上述的气味——情境记忆的一部分。所以，观看者才不会满足。除了诸多被过滤掉的记忆外，他们还需要活灵活现、声情并茂的口述史。这种需求，再次印证了“身临其境”这一成语所展现的多重价值；从另一角度也印证了我们那些报道，还是不能让读者发自内心感到满足的原因。
问题还不止于此。照片的拍摄过程、方式等与图片伦理有关的问题，也一再受到人们的追问。
绵阳九洲体育馆，这个巨大的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最多时曾安置两万多人。城市郊区田野中，这一新落成的巨大建筑，看起来突兀而又威严，那完全是迎合城里人攀比心理与炫耀财富而建设的。但还未使用，却变成了地震受灾群众安置点。我到那里时，体育馆被装扮得彩旗飘扬，广播喇叭中不停地播放着《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等流行歌曲，各类工作人员及献爱心人士频繁穿梭在受灾群众中间热情忙碌，恍然间给人某种错觉。
初到时，我也被这里的气氛深深感染。可当我看到不少劫后余生、丧失亲人而平日又习惯于独居的山民，在此惶恐地被人们任意观看、拍摄时，我收起了自己的相机。
我们这个国家，还缺乏许多东西，包括对灾难的应对方式。人们只能按照熟悉的方式，轻易地就把灾难转化为充满戏剧色彩的场景。回避灾难，几乎是每个人的第一选择。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会很快地忘记灾难使我们积蓄起来的力量——那种奋力前行、不可或缺的悲剧性力量？巨大的灾难，能否成为民族道德情感史与悲伤史的学校呢？除了让人耳目一新、备受称道的抗震救灾的硬措施之外，我们同样需要那份承载文明的、处理灾难的软方式。
回到自己的职业上来，我们依据自身话语方式与传播预设所做的“抗震救灾报道”，在何种程度上能够逼近事件的本质，能够逼近灾难的主体——地震受灾群众的内心世界与真实境遇？在一番激烈的媒体竞争与索取之后，“地震”、“受灾群众”这一新闻源，对于已习惯于在市场中搏击，或自身利益（包括所代言的团体利益）最大化的媒体来说，是否还有进一步挖掘的价值呢？
身背相机，走在倒卧的受灾群众中间，我的心与那些受伤者该有何等的距离啊！当我们这些被叫做“记者”的旁观者，各自回归自身的生活轨迹，这种关注的热度还会有多久？作为媒体人如何坚守新闻报道中的伦理问题？这都需要更进一步的思索。
如果我们自问，哪怕是根据其最近的过去和后来的知识，我们对某种文化的某个时代，或者某种人类行为模式——比如一场战争、一场革命、一场艺术或科学上的复兴——到底能说穿多少？我们肯定只能回答：几乎什么也说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