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文作品的诺贝尔奖情结

　　总有事物是这样，高深到了一定程度便就浸有了意识形态的风骨。好与坏，真与伪，优与劣，是与非，统统无太大干系，在乎的只是这个民族与人群长于百年的思维方式与精神家园。诺贝尔文学奖就是这般，这个让中国人抑郁了一个世纪的奖项，终究还是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得到并为之荣耀。或许这并不需荣耀，但被我们供奉了太久了的文庙，竟没有在西方的镁光灯下熠熠闪烁，这终究是让中国人颇为唏嘘的憾事。

　　特别是当鲁迅先生在上世纪因种种原因婉拒了它之后，中国人再想靠近就再非易事。诺奖之难，在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于地道深刻的外文译本。但就当我们转过身来苦笑差异时，同为东方国度的印度和日本却早已盛装迎接他们文学英雄的载誉归来。泰戈尔的诗风有如佛经般深刻与大度，让恒河岸边的一花一木都沐浴在空灵的自由中。川端康成的文字就像富士山顶的残雪，像樱花树下的落英，唯美而清冷，一如他的身世，让所有坚硬的意象都消失在他安静的行文中，只剩下他的京都与垂樱，雪国与悲哀。大江健三郎的文篇却是怀有满心温柔的慈悲，满掌宽善的笔调，那是岁月练达下融融的父爱光辉，因为有个残疾的儿子，他的文字总透露出暖暖的亲情和温温的关切，如同四国岛五月的春光，明媚却不耀眼，宁静却不寂然。当他们各异的风格最后同归于诺奖的殊荣时，我们终于明白，诺奖并非与东方无缘。

　　除了鲁迅先生，老舍先生和巴金先生也都于与诺奖擦肩，这是大师们的遗憾也是中国的损失。李敖曾自曝说因《北京法源寺》而被诺奖提名候选，远在美国写诗的北岛也被报道说是最有希望夺奖的中文作家，但因评奖过程的高度保密性，国人无从知晓。《北京法源寺》我是读过的，庙宇却未敢参拜，李敖于其中深刻地分析中国人的民族心与民族性，从一个侧面宏伟表现了戊戌变法时期先知的救国与牺牲。北岛的诗我也是读过的，比海子的现实，比顾城的理性，有着中国人特有的美学视角与文学思绪。于当今的诗坛而言，他的确是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但和同为诗人的诺奖得主聂鲁达相比，不知道他的路还要走多久。

　　正当国人迷茫之际，2000年瑞典文学院发表文告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华人作家高行健，以表彰“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因此他成为迄今为止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但或许是因为高先生是政治流亡作家的缘故，国人对此事的关注并不热烈，甚至有些失望不解，仿佛是一个翘望已久的殊荣突然落至并非众望所归的人手中，大概是有些惊讶与不平的。正如莫言说的那样：“有人说，得诺贝尔奖高行健不够格，我觉得这也很难说。之所以会这么想，无非是大家对外国的这个奖看得太神秘、太重要，好像一得了这个奖就如何不得了；另一方面，对自己身边的事情和人物，人们总容易忽视。由于时代的隔阂和语言的隔阂，大家对外国人和已经故世的人都能接受，但很难接受活着的自己身边的人。”瑞典文学院在授予高行健诺贝尔文学奖的新闻公报中称，高行健的《灵山》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罕见的文学杰作，也是一部朝圣小说”。小说是根据作者在中国南部和西南部偏远地区漫游中留下的印象写成的。读完《灵山》，却发现瑞典文学院是有些夸大其辞的，高先生喜欢将文学、玄学和西方现代主义的戏剧手法交织于一炉，在近乎原始的天地中慢慢烘烤着，火温不高却刺激性极强的语言浸透了他太多的苦闷、追求、奋争和归宿。尽管他避免沉溺在中国文化里寻根，但行文之处流露出的却是中国文化一山一水一舟一楫挥之不去的淡淡风影。由于流亡的伤痛，他梦魇难断以至于冷漠乃至狠心地说“我也不知道究竟何谓祖国以及我有没有祖国”，这未免让人觉得有些冷眼寒心，文学确乎还未成为这个异议作家最广博的胸怀，最辽阔的心海。尽管新加坡专门研究高行健的学者柯思仁总说：“在中国多位著名的当代作家中，高行健无疑的是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王蒙与北岛等人，虽然也有他们的成就，但是他们对于中国的情意结太强，对于中国问题有很深的沉溺。”但我却是不赞同的。因为歌颂不等于谄媚奉承，批判也绝非代表理性深刻，一个作家的表达方式可有多种，并非要拘泥于一种看似高深而冷酷的模式。高氏的风骨沾着戏剧的洋气，之于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有些迷蒙的混乱，有些落空的迷惘，像隔着白纱的屏风看红红的年画，背后的真心却是有些缥缈的。这不禁让人想到流亡生涯对于流亡作家最大的伤害，莫过于其母语语感的倒退，这是比较《灵山》与同时代的中文作品时最大的感受。因为就其中文笔触来说，《灵山》并不是一流的作品，排除西方社会对暴露文学的偏好，可以说是高先生精湛的法文妙笔和马悦然先生地道的瑞典译文，让《灵山》最终也最先打开了中文通往了诺贝尔的荣归之路。

　　这不禁也让我们明白缘何中文作品总是与诺奖擦肩无缘，那是因为我们没有优秀的译文去打动西方社会。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文，日本的翻译工作室比中国的先进高效的很多，通常最新版的外文原著在日本很快就会有质量上乘的译文呈现给读者。我们要完成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文化的传播必不可少，高质量大规模的中文作品译文的西方推广更是势在必行。因为无知导致愚昧，愚昧诱生敌对，当西方社会总亦惊亦恐地宣扬着“中国威胁论”的时候，当西方国家总惴惴不安地敌视着中国崛起的时候，当西方言论总不负责任地妄言指责中国人权和民主的时候，我们有理由让他们通过真实的文字和感人的篇章去感知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千年荣光下的自强精神和厚德本真。

　　我不愿说也不能说诺奖就是中文作品的西天，这是粗鲁的也是无知的。因为比之西方价值观留存更久长的是我们祖先的历史与父辈的血脉。我只愿说翻译之于中文作品的传播有如白龙马之于三藏的西行，能帮助我们尽快找回中文作品在西方应有的天地。正如董桥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传统的安分中透着潜藏的不羁，宿命的无奈压住澎湃的不甘，在风景被切割成残简断编的年代，在文化的清流飘满人造废料的年代，我们应为中华文化续上香火。”而我想这正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人铁肩上的道义与使命，用如椽巨笔给全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呈现出一个真实而伟大的世纪中国。

　　作者姓名：张乃熹

　　性别：女

　　年龄：21岁

　　身份证号码：320302198607202048

　　电话：13656301616

　　通信地址：山东大学（威海）152信箱  264209

　　学校班级：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英语专业2005级5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