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读书至此，便有一种心寒齿冷的感觉。这或者正是中华学术文化及其代表人物在20世纪所遭遇的多舛之命运的一个缩影。他所羡慕的，是在改朝换代之际，读书人还可以兄弟朋友聚集一堂，从容地谈论读书的心得。即使这样一点微薄的愿望，在陈寅恪已经没有实现的可能了。而他可以安心的，是他这一生，没有“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这已经足够了，他不敢再有更多的奢望。这就是他在诗中写道的：“俗学阿时似楚咻，可怜无力障东流。”即不能兼济天下，就有点独善其身的意思了。这里所说“曲学阿世”一词，最早见《史记·儒林列传》，其中尝有“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之语，意思就是说，做学问要正直，不要扭曲学问以趋时媚世。这是一个读书人，现在叫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我们衡量一个知识分子，首先不是看他学问做得怎么样，而是看他治学的态度。这里所强调的前提还是做人。古人说，君子有三立：立言、立功、立德。德不立，其他的自然免谈。所谓道德文章，也是道德在前而文章在后。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传统中，特别是在20世纪以降这百余年中，能否坚持学术独立的根本信念，已成为衡量学者，或者知识分子精神人格的准绳，也是区分真学术与假学术的分水岭和试金石。陈寅恪最为人所称道的，也是他最为自得的，就是在学术研究中所坚持的“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王国维1927年6月自沉于昆明湖，陈寅恪曾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碑文，其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这里所谓“俗谛”，正是趋时媚世的另一种说法，是陈寅恪们所不齿的。
傅斯年与陈寅恪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类型。他们有几乎相同的教育背景和知识背景，也有几乎相同的家世和门第，他们还是相濡以沫的知己和朋友。他们二人，一个被誉为“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一个是“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教授之教授”，但在很多方面，他们又表现得完全两样。这或者为性格使然，却也关乎人的精神气象。傅斯年曾有“大炮”之称，想当年，他一炮轰倒孔祥熙，再一炮轰倒宋子文，两位“皇亲国戚”均被傅斯年几声炮响轰于马下，天下人心大振。所以有人称赞他：“在最近的十年来他内心已焚烧着正义之火，逼他走出学术之宫，要分一部分精神来顾问国事。他的话，是代表千万人民的隐泣和怒吼！他的话，也寄托着对祖国的复兴与再生！”这或者正是社会大众对知识分子精神人格力量的一种期许。所谓“千夫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傅斯年在那个动荡之秋就做了谔谔之士的一个典范。如果说，他与陈寅恪有所相通的话，或者就在“为中国传统文化延续血脉”这个层面上，他们是以一生的言行实践了这个伟大的理想。说到底，就是宋代大儒张载的那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当然，这也许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记得读过易中天先生一篇文章，题目是《劝君免谈陈寅恪》，为什么要“免谈”呢？他说：“陈寅恪是了不起，可惜我们学不来。”理由有三：首先是“顶不住”，其次是“守不住”，第三是“耐不住”。有了这“三不住”，陈寅恪还真是免谈的好，因为谈了也是白谈。我想，易中天先生说的是实话，惟其说了实话，让我们看到了斯文在现实中的尴尬处境，我更觉得有为中华而痛哭于斯文的必要。
这几年，文化重建或文化复兴说得很多了，但根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或者就是易中天先生所概括的“三不住”还支配着我们许多人的想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又不能不说，不能不做，只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就像过了河的小卒一样。在我看来，岳南就是这样一个过河的卒子，他创作《陈寅恪与傅斯年》这部书，又何尝不是一次“拱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