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控烟：戒烟门诊势单力薄
戒烟门诊并不是什么新名词。早在1996年，北京市就开设了22家戒烟门诊，只是多年来一直“门庭冷落”，最终大多不得不“关张”。到去年4月，北京市仅剩朝阳医院、安贞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的3家戒烟门诊。近日，由于北京市关于“无烟奥运”和“绿色奥运”的承诺，戒烟门诊又增加到6家，他们的情况又如何呢？
戒烟还要去医院？
烟草依赖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种疾病，戒烟已成为专业医疗机构提供的一种治疗手段，但在笔者随机采访的9个烟民中，除一个人听说过戒烟门诊外，其余的都表示不知道戒烟还可以去医院求治。
28岁的曹先生是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结婚到现在快3年了，车子房子都置办齐全了，就是还没有小孩。“我反反复复一直戒不了烟，老婆死活不同意要孩子，说吸烟影响孩子智力发育。”无奈之下，曹先生来到戒烟门诊寻求帮助。
据中日友好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俞红霞介绍，国外45％的烟民有戒烟意向，但步入戒烟门诊者仅2％，而中国“抽的人多，想戒的人少，寻求专业治疗的更少”。
“我们遵循美国国立卫生署制定的戒烟指南，采取克服心理和生理成瘾的治疗模式，对每位吸烟者实施行为和心理干预，约45％的吸烟者6个月戒断率已接近国际联合治疗效果。”俞红霞说，“普通门诊每天能看二十多个病人，专门来看戒烟的只有五六个，但是和以前相比这已经很不错了。”
对此，中国控烟专家、76岁的臧英年先生很不满意。他认为这是医院有关工作没有做到位。“医院一天至少几千人的门诊量，每个科室推荐两个也有几十人吧，医院没有认真对待控烟。”
臧英年是美籍华人，在中国自愿从事控烟工作已经16年了，他建议医院可以在入院基本信息登记中加入“吸烟史”一栏，其他科室医生可以借此推荐吸烟的病人到戒烟门诊。对此，医院应该制定相应的奖励措施。
俞大夫表示这种做法并不现实，她说：“其他科室医生也很忙，有很多病人要看，不可能每天顾着给我们推荐病人，病人也不一定接受。”据俞大夫介绍，就诊者主要是通过媒体宣传、戒烟者带领和医生介绍等途径进入戒烟门诊。
朝阳医院戒烟门诊主任肖丹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曾说，每年的世界无烟日前后，因媒体的集中宣传，戒烟门诊的门诊量会突然上升，但很快又会降下来。朝阳医院是全国最早一家开设戒烟门诊的，十多年来，上门的患者总共不过千人。有一年的无烟日前后，该医院戒烟门诊曾在一个下午接诊了20多名患者，而平时，每天能有一两个患者就算不错了。
目前北京的6家戒烟门诊，对控烟的宣传和医务人员的培训等都开展了不少。据了解，在媒体宣传、戒烟者带领和医生介绍3种就诊接触途径中，后两种的患者依从性和戒断率更高。
戒烟的账如何算
“谁会花钱去医院戒烟啊！”在北京某报社工作的田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田先生从初三就开始抽烟，到现在已经是个资深的“老烟民”了。
“反反复复戒过好几次，药也用过不少，喷雾的、贴的、口服的……最后都没能戒成。”不光田先生有这样的经历，几乎所有知道“吸烟有害健康”的烟民都尝试过，很多人不想再到医院花“冤枉钱”，有受访者还表示“要是医院免费的话，可以考虑。”
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依赖性疾病，凭借个人毅力戒烟者很多会失败。而如果采用药物治疗来戒烟，则可以使成功率加倍。中日友好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林江涛说：“用药可以解决生理上的瘾，心理的瘾却解决不了，所以心理咨询更加重要。每个人的戒烟意愿强弱不同，医生要通过谈话不断强化这种意愿，鼓励他戒烟。”
戒烟门诊有中医和西医两种，俞红霞给笔者算了笔账，目前的西医治疗戒烟，除了药物方面需要费用外，心理治疗是完全免费的，且戒烟门诊挂号费和诊疗费只需十多元钱，药费也比大家想象的便宜得多。贴片12块钱一贴，一般的吸烟者，20贴就够用了。而处方药盐酸安非他酮，是120元钱一盒，一个疗程五六盒就够了。如此算来，西医戒烟治疗总费用大约在 1000元。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肿瘤科主任陈涌也曾向媒体指出，中医治疗两个月为一个疗程，费用在600元至1000元之间。
俞大夫说：“来医院就诊的以30岁~55岁的白领为主，他们健康意识强，收入高，戒烟的1000元相对于抽烟的花费是很划算的。”但是，对于收入水平偏低的人群来说，与1000元戒烟钱相比，低价烟似乎更具诱惑力。
“在美国，戒烟花费被纳入了医疗保险，没有医疗保险的穷人，还可以到医院免费领戒烟贴。但是在我国，烟民到门诊戒烟只能自己掏腰包。”臧英年说，“中国最大的烟民群体是农民、低收入者以及青少年。烟带来的疾病，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医疗经济负担。”所以，包括俞大夫在内的一些专家建议，“戒烟花费应该纳入医保，这对于3．5亿烟民戒烟，将是个极大的鼓励。”
控烟之路的重重障碍
对于控烟，控烟专家臧英年教授总结为：吸烟者“不敢戒”——怕少了香烟便无法交际应酬；“不想戒”——对吸烟危害健康抱有侥幸心理；“不会戒”——缺少专业医生指导……而非吸烟者虽然十分拥护控烟措施，但很难坚决制止周围的“二手烟”，对自身权益维护不力。来自吸烟者的“阻挠”和非吸烟者的“纵容”可以归结为控烟效果甚微的观念因素。
而控烟的另一干扰因素——“吸烟文化”则是从大环境对个人施加影响。香烟，在其专属的文化解读中，不仅仅是消费品，更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财富的标识，一种“讲究待客之道、尊主敬宾”的习俗，一种烟草企业刻意打造的品位、形象乃至生活方式……
经济因素也曾为控烟之路设置障碍。但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其他产业的增长，我国国民经济对烟草产业的倚重程度必然减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教授曾指出烟草行业税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已经消融在医疗、劳动力损失等社会支出之中。可见，“控制烟草将影响经济”显然是认识误区，烟草经济的利税神话已经被打破，但是烟草行业的经济实力仍然保证其品牌、形象和产品等在社会各方面的渗透能量——影视剧中遍布的吸烟镜头，传播烟草企业文化的形象宣传片及其广告语，“极品烟”消费概念的打造，混淆视听的“低焦油烟”的卖点炒作……
正如戒烟不是单靠个人毅力便可戒断一样，已经超出公共卫生范畴的控烟之路，仅仅依赖卫生部门、热心媒体和社会公益人士的努力，无疑是杯水车薪。对于全社会的控烟，对待控烟所遭遇的观念、文化和经济等各种纠结在一起的阻力，我们也应当视作处理燃眉之急的社会问题，在立法、监督和惩处方面均果断、有力。毕竟人的生命和健康是一切的根本，构筑在毒害生命基础上的陈规陋习、经济利益都是应该归零的。
本报北京6月3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