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超构：一个记者，两种观察
赵超构1944年第一次来到延安时，对这块红色圣地的评价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
他是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成员来到延安的。这个采访团由美联社、路透社以及《大公报》、《中央日报》的记者等21人组成。此行的初衷是了解敌后抗日状况，是同盟国为了解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状况，要求国民党中宣部安排的。
之所以给出这样的评语，赵超构的理由是整座城市（他宁肯称其为较大的城镇）没有可以散步的草坪，也没有可以驻足的树阴，更没有穿旗袍和烫发的女人。
他还发现“女同志们”甚至不愿意提及恋爱或婚姻，反倒对国家大事侃侃而谈。“你们简直不像女人！”赵超构忍不住感叹。却得到这样的答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像女人？”
“惯于享受都市趣味的人，到延安来一定会感到悲惨的失望。”赵超构不得不这样总结。这位都市青年闲暇时喜欢到城隍庙喝茶，吃盘香饼之类的点心。
尽管与这大西北的生活有些格格不入，这位《新民报》的特派记者仍然表示将客观观察，因为“我们是记者，我们的立场是采访新闻，我们的动机只是使我们报纸的读者多知道一些边区的事实，除此以外，我们不会有其他动机，也不能多做一些事。”
成为这份大报的特派记者，对这个年轻人来说有点意外。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本是不二之选。她以揭露国民党高层的腐败现象著名，最终以“女记者诸多不便”的理由被取消资格。另一位候选人张恨水在出发前家人暴病，只好临时退出。
单从履历表来看，赵超构似乎也难以胜任。这位新任主笔的强项是时评，之前的职务是国际版编辑。此外，他两耳重听，又讲一口难懂的温州话。据说，国民党中宣部把这件事情当做笑话：“就让这个聋子记者去吧，很可能劳而无功。”
无论如何，没有人认为这位年轻主笔，能够弄出什么名堂。在重庆和成都两地出版的《新民报》上，这样刊登了他的观察笔记：“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毛泽东目前在边区的权威是绝对的。共产党的朋友们虽然不屑提倡英雄主义，他们对于毛氏却用尽了英雄主义的方式来宣传拥护；人们对生活问题、政治问题等的看法几乎都‘千篇一律’，人们的思想‘刻板一致’。他们的思想，不仅标准化，而且定型了……”
这些日后被集结成为《延安一月》的报道，一举成为赵超构的代表作。在中国新闻史的教科书里，它被描述成“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当时国统区同胞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实况”。
学者傅国涌从中看出了思想史意义。他表示，60多年后重读旧文，“在整个民族付出了难以想象的沉重代价后，尤其让人有恍然大悟之感”。
种种褒奖连赵超构本人也始料未及，他也因此在长篇报道领域著名。1958年，他听从毛泽东的指示，在《新民晚报》上刊登通讯《我自故乡来》。这次的路线恰恰相反，是在家乡温州的六县农村。
抱着“对比新旧社会”的目的，这篇近3万字的报道一改往日的幽默风格，变得平实朴素，不少地方模仿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据说发表后得到上级的肯定，还传下话来：“主席已看到你的文章。”
他再接再厉采访了上海的“大跃进”公社，写下题为《春郊行脚》的长篇文章。据说，赵超构本来对“浮夸风”有所警惕，但一想到“奉命到群众中受教育，首先是改造思想，然后是好好宣传总路线”，观察起来也就“心无旁骛”了。
他似乎对成名作中提到的“观察”不再提及。75岁那年，这位老报人给青年人传经送宝，告诫说，记者“最要紧的事情是密切注意党的政策”。但有人质疑说：“万一方针政策错了，或发生了大的转变，你又怎样自处？”
赵超构一时语塞，想了想回答：“就我而论，只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