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贺在北大这13年
几天前的一次毕业典礼上，他用诗意的句子透露了这个消息：“劳燕纷飞，天涯何处再相逢？”这意味着，北大将失去这位声名在外、在一部分人眼中或多或少代表着北大传统的法学教授。而贺卫方也终于不再背负北大这个内涵复杂的光环：既不用受其所累，也不再受其荫泽。
分手的时候到了，贺卫方没有再批判，而选择感谢。像一个爱絮叨的怀旧者一样，他感谢了这所学校的宽容，感谢了由蔡元培、胡适等人开启的“大学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
尽管他也应该知道，如今，这些精神更多地只存在于记忆之中。
老贺在北大的这13年，是追寻这种精神的13年。一种精神，往往被回归于某个人，而他把这种追求，指向了胡适。
许多学生已经习惯传播老贺的风采：“温和、儒雅、谦逊”。这些无疑都让人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的胡适来。有人评价称，甚至他们脸上笑容的深浅，都有些相似。
贺卫方显然不只如此浅显地追随他仰慕的先贤。事实上，为了找回这些精神，他也一直在努力。
正是对这所学校“不自由”气氛的一次公开抗议，让他获得了最广泛的关注。2005年,他以公开信的方式，表示暂停招收研究生，抨击研究生入学考试存在严重缺陷，并认为“大学并没有必要的独立性”。
何为大学的自由？胡适早已为他提供见解：自由便是在研究与学习中以学术与知识的本原为指向，不受任何非学术因素的干扰。
在今天，贺卫方选择站出来。他以知识分子而不是法学家的身份，四处抨击教育制度，建议进行改革。
他习惯激起社会的震荡。有人欢呼，有人斥骂。不过，他矛头指向的地方，一片沉默。无论是北大还是教育系统，都以沉默回应了他的抗议。“我终于知道制度不会做任何改变。”他接受采访时说。
于是，在北大的这13年，老贺变得越来越像个斗士。
他以法学家的身份，频繁发表文章、进行演讲，并参与具体的法律实践。而他的话题中心永远都是那么几个：宪政、司法制度变革、法官职业化。在这个法律相对不普及的社会里，他希望自己扮演的角色，有点像一个启蒙者。
他的一些话隐约表达了这样的意图：通过法治，使社会变得越来越有秩序。如下的举动使他的身份更像一个启蒙者而不是大学教授：编辑杂志、翻译法学经典，并通过短小精悍的文章，冲击着古老陈旧的法律体系。
甚至，他偶尔会流露出这样的野心来：使自己的文章，可以成为像美国《联邦党人文集》那样的著述。当初，正是这些并非学术化的文章，通过大众传媒把法治的理念传播开。
身处学界，心怀政治，这像极了贺卫方对他的精神导师胡适的又一次仿效。那个拒绝担任官职，却毕生都没与政治脱离关系的大学校长，对现代中国政治、宪政乃至法治“富于洞察力和想象力”的论述，想必让他仰慕不已。
在北大的13年，也许有助于贺卫方更好地体味胡适的魅力：对知识的不懈追求，对家国以及整个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和为人处世中体现的伟大人格。而“亦师亦友”的老贺，在许多北大学生中留下颇具传说色彩的故事。可以确定的是，他会通过许多人的记忆，被并入这所学校的传统中，延续下去。
这不只是一个“有些异端色彩”的教师，在一所中国大学如鱼得水的经历，也是一种传统精神在时代困境中的尝试。
如果一所大学有其精神传统，那么，这种精神将如何延续？在以前，它通过校长的谦逊和包容、通过教师的风骨和坚持来传递和散布。如今，某些珍贵的品行已经在机制的压缩下逐渐萎缩，我们是否要担心这种精神将无处可寻？
也许不必如此悲观。在一个机械和胆怯的体系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另一股潮流，通过某些个体的努力和一大群人沉默的坚持，而使传统精神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在这股潮流中，许多看似已经式微的传统，却保持着萌发的种子，等待一次复兴。
也许这就是老贺在北大这13年里，给我们留下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