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反腐成为高难度的技术活
有必要指出的是，反腐机构对庞家钰此类现象早就有所警觉。从2004年7月起，中纪委在湖北襄樊、山西朔州和北京石油机械厂、国华电力公司开展试点工作，把“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党政领导干部子女就业”，列入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内容。去年2月，太原市更在全国率先建立了领导干部子女出国上学费用来源的申报核实制度。
确实，就眼前的薪资水平，到底有几位领导干部供得起亲属与子女出国留学的昂贵开支呢？及时申报亲属子女出国和留学情况，也许可以为反腐提供一点线索，但寄希望通过此举约束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未免太过天真。反腐部门也无法由此就断定领导干部亲属子女的出国资金，就一定来源于腐败收入。从近年来查实的腐败案例来看，正是由于领导干部腐败在先，现行预腐机制对领导干部约束不力，反腐追究力度不够，为他们拿手中权力“赌”明天留下太多的空隙，而亲属和子女出国，只不过是众多外在表象中的一个。
以庞家钰为例。去年8月下旬，一篇题为《11名情妇联手告倒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的文章见诸某刊物，而随后媒体纠正，“扳倒”庞家钰的是司法局干部曹长征及其他人员。且不论这种检举有点八卦色彩，就是曹长征，为了举报庞家钰的腐败行为，前后历经8年。在此期间，当地反腐部门也接到过他的举报材料，但庞家钰非但没有落马，反而“边腐边升”，最后在中纪委的强力介入下，才被揪落马下。庞家钰的腐败行为并不隐蔽，应该反思的不是反腐机构如何寻找线索，而是反腐机制为什么会失灵。
近些年来，从上到下，各行各业制定了无数反腐规定，想了无数办法，许多规定和办法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比如“枕头风反腐”。但这些机制到底落实了多少，反腐机构是否有能力对领导干部的反常现象，对那些寄予厚望、冒着打击风险送来的举报信，一一进行过认真核查？
前不久，新疆阿勒泰地区出台了《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规定（试行）》要求“与领导干部职权密切相关的收入都将通过阿勒泰廉政网及当地主流媒体及时全面公开，以接受社会有效监督”。消息一经传出，便赢得社会的广泛叫好声。从幕后推到台前，这当然是一大进步，但此举也只是解决了领导干部个人信息公开的问题。要想形成强有力的反腐监督，还有赖于反腐本着“零容忍”原则，不放过腐败的蛛丝马迹，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如此，不管是“裸体做官”，还是穿着棉袄做官，只要其行为始终处于反腐机制的严密监督之下，就不怕其贪腐。反之，如果连反腐举报都成为一项高难度的技术活，都要付出像曹长征这样长达8年的昂贵代价，首先当彻查的该是反腐机构神经麻木到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