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会诊我科研界“外刊依赖症”
“我的报告是几篇不同文章，那些文章已经要投稿到Physical Review Letters（美国《物理评论快报》）上了。”
“您不给我们投一些？”
“将来要是有别的再给你们投稿。”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专题学术报告会上，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杨振宁刚一出现在会场，《中国科学》物理学刊编辑朱全娥赶紧追上前去向其约稿。
在日前召开的院士大会上，常能看见这样的院士热烈讨论如何提高国内科技期刊学术水平，学刊编辑追着院士约稿的情形。在“洋对手”的步步紧逼下，我国的科技期刊是否真的难以与之抗衡？
该如何拯救我们自己的科技期刊？
国内刊物引用率不一定不如国外？
曾有一段时间，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朱位秋教授把自己最原始创新的科研成果都投到《中国科学》上，但越来越没人引用的现实，迫使他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往国外知名学术期刊投稿，结果类似的文章比发在国内刊物得到的引用就多得多了。
现在，朱位秋院士担任了《中国科学》的编委，刊物吸引一流稿件难的困境虽然让他感到心急，但他也能理解科研工作者这种“重外轻内”的做法：毕竟对于科研人员而言，学术成果能不能得到同行的广泛关注是非常重要的。
论文发表在国内刊物上的引用率不如国外，似乎成了大家普遍的印象和公认的事实，然而参与《中国物理快报》编辑工作24年的王鼎盛院士却对此提出质疑。
因为担任编辑的缘故，王鼎盛院士常要向作者解释一个问题，一篇论文如果发表在中国的学术刊物上和发表在《PRL》等国际顶尖刊物上，得到的影响究竟差多少？
为此，王鼎盛统计对比了2006年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世界著名的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的数据发现，在3个数据库里，中国作者2006年共发表了19050篇物理论文，2006年引用次数是34562次，平均每篇得到引用的次数1．81次；在几个国内主要物理学刊物发表了3417篇，得到的同期引用次数是7045次，平均每篇得到引用的次数2．06次。
“国内的期刊用18％的论文得到了20％的引用，这个数据有点儿出乎我的意料，我们本来以为是在国外得到的引用会多一点。”王鼎盛认为，应该客观看待这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的问题，因为事实上，期刊的总引用数中大部分是由少数论文贡献的。因此在平均引用多的期刊（如《PRL》）的论文中也不乏很少被引用（小于10）的论文，而在平均引用少的期刊（如《中国物理快报》）的论文中也有被引用不少（大于10）的论文。
摆脱外刊依赖需打破SCI崇拜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论文稿件很少往国外投，当时也不允许这样做。现在，大家纷纷把科研论文投到国外最好的杂志去，就好比我们从坐井观天的状态，转变到积极参与全世界的竞技当中。”84岁的戴立信院士认为现在很多国内学者把优秀论文发表在国际一流刊物上是一种进步。
但伴随着这种进步的是我国科研界形成了“外刊依赖”。王鼎盛院士指出，现在越是重点投资的大型国立设施、越是重点投资的国家课题、越是重点培养的人才和他们越是优秀的论文，越少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甚至觉得在国内的期刊上发表就低人一等。
为了说明这一事实，王鼎盛举例说明，他在参与中科院百人计划2008年结题评审时，对物理组21人发表论文的分布作了一个统计。21人的论文只有26％在国内期刊上发表，而他们的代表性论文更只有12％在国内期刊上发表。这21人中有3人完全不在国内期刊上发表论文，而不在国内期刊上发表代表性论文的更达11人之多。
对于科技界的这种“外刊依赖症”，不少院士纷纷把矛头指向现行的评价体系。
据了解，上世纪80年代末由南京大学最先将SCI引入科研评价体系后，各高校纷纷跟进，将SCI与职称评定、科研经费等挂上钩，并制定相关的奖励政策，后来演变成一场整个科技界的“SCI崇拜”，中国科学工作者的晋升乃至院士评选，都无不与SCI挂钩。
“仅拿SCI来衡量学术水平，是非常错误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语气坚决地说，这不仅影响到科研人员创新发展，还影响到年轻人的工作和就业。
“SCI是一个客观的评价工具，但只能作为评价工作中的一个角度，不能代表被评价对象的全部。”朱位秋院士认为过分强调SCI引用率指标是一种误区，“有的领域很热门，像生物、物理做的人很多，可能引的人也很多。如果这个东西不是热门，可能被引用的机会就相应不多，但不见得这就不重要。用单一指标来衡量肯定是不够的，还要考察它的实际意义，对推动学科发展，对国民经济所起的作用等多方面的因素，否则就变成数数了。”
国内学术期刊走出低谷有待整体科研水平提升
“我们总该开个头！”中国科学院院士方守贤表示，在短期内改变现有学术评价体系难的情况下，通过一些政策引导和鼓励科研工作人员把最好的文章发到国内刊物上来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一开始可能投过来的文章被引用数少一点，但一旦有几个重头戏出来，这种局面就会逐步得到改善。如果一篇也不来，人家永远都注意不到你。”
近年来，为了带动国内学术期刊走出低谷，中国科学院学部科普和出版工作委员会启动了《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两刊”改革试点工作，其中一条重要的改革措施就是充分发挥广大院士的作用，动员鼓励院士积极向“两刊”投稿或推荐稿件，并要求新当选的中科院院士，必须在“两刊”发表反映其学术成就的论文。
“这种硬性规定作为一个临时性措施，也许会有作用，但从长远看，这绝不是个好办法。”对于加强国内学术期刊建设的一些做法，中国科学院院士崔尔杰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不要靠强制，而要靠提高刊物本身的质量和影响度来吸引优秀稿件。
在杨振宁院士看来，科技期刊的内冷外热，这在短期之内是很自然的现象。“我想得要慢慢来，起码要等到一、两个领域在世界的科学前沿研究里占据领先的地位，那个时候你在国内期刊发表，甚至用中文发表的话，别人也都会来关注了。”
“总的来看，我们很多研究的东西都是跟在别人后面，真正原创性的还是太少。”王鼎盛院士感慨地说，近年来，虽然我国科技论文在数量上呈“发疯似的增长”，但其质量并不尽如人意，国产论文平均累计引用次数只有德国、美国等先进国家的1／2、甚至1／3。
“曾经流行的一种人生哲学‘不求天长地久，只要一朝拥有’，也渗透到科学界了。为了快出成果，有的人把一篇文章的内容扯成两三篇写，或是跟在别人后面拾漏补缺。科学成果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科学家的正确追求只能是‘不图一朝拥有，定求天长地久’。我们是不是该提倡追求经典了？即使达不到经典，至少也该追求影响的持续年限！”王鼎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