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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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特稿第675期

【冰点】:第三方角色

本报记者 徐百柯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7-09    [打印] [关闭]
    5月12日一早,林科吉家失踪的乌龟突然露了面。结果下午发生地震,成都震感强烈。

    去年年底,在四川大学念博士的林科吉搬入高层住宅新居。他从巴中老家带回两只野生乌龟,一大一小,准备养在自家屋顶花园。小的那只,在水池里游了几圈就爬上岸,钻进花园泥土中。一连半年,没它踪影,都以为是死了,或跑掉了。

    地震当天晚上,离奇出现的这只乌龟再次失踪。林科吉觉得蹊跷,把这事告诉了一些亲近的师友。后来余震不断,某天,小乌龟又回到水池里。那段时间,整个成都正陷入躲余震的兵荒马乱中。林科吉犹豫了一下,还是措辞谨慎地在小范围内发了条短信:

    “我家那只乌龟又出现了。”

    天天喊着做田野,现在田野就在我们身边

    徐新建大笑道:“他这个短信的意思是,我理解,躲不躲你们自己看着办。”

    “5·12”之后,躲余震一度成了成都人生活的主要内容。乌龟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震后10天,徐新建有一半时间睡在户外,或学校草坪上,或自家车里。这位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所所长发现,生活已很难恢复到正常状态了。

    “日子咋个过呢?拿起书来看,看不进去,写东西,写不下去。甚至希望报余震,希望跑,希望有各种的传言,很奇怪,好像那种混乱才是我的身体所适应的。很怕静下来,一静你就无所适从了。”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

    事实是,地震期间,成都各高校都有学生因惊慌失措而跳楼自伤,川大据说有数十人,另一所大学甚至有一名学生从二楼跳下后头部触地身亡。

    所以当人类学救灾特别课题启动时,徐新建一再强调,这首先是一个自救的过程,希望通过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日常训练,让学术志愿者们回到正常的轨道,从而参与进救灾的大命题中。

    一位人类学导师提醒他的弟子们:“我们天天喊着做田野,现在田野就在我们身边,这既是责任,更是考验。”

    人类学把自己介入研究的地域称之为“田野”。这里的“田野”,可以是偏远地区的村落,也可以是现代化大城市。

    一位来自美国的人类学家,前段时间正在重庆做一个墓葬的课题。他的专业是身体研究,属于医学人类学。地震发生后,他马上意识到,大量死难者的遗体处理,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突发事件后的大规模埋葬,是无法用细致的文化方式来处置的,必然会打破人们对死亡的常态处理。这在人类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战争、瘟疫。那么,当无法用文化的方式来埋葬自己的亲人、伙伴、同胞,将是什么样的一种场景?

    他赶到地震的重灾区彭州,目睹了遗体处理的完整过程:从单个遗体处理到上千具的遗体处理。徐新建在与他长谈后,深感灾难过后人类学大有用武之地。人类学者通过现场考察,用学科眼光记录下来的灾后整个场景和过程,会为我们今后的文明形态抽象出重要的经验。

    乌龟、老蛇与狗

    还是回到上述那只失踪的乌龟。它不仅是人们震后的谈资,更有意义的是它已成为严肃学科思考的对象。在人类学救灾特别课题中,林科吉的分工是“灾难与异象”。他的记录,便从自家乌龟的异常反应开始。

    他还专门跑了一趟成都市动物园。多数管理员都说,没有发现这里的动物有什么异常反应。但金鱼放养池的管理员注意到,观赏鱼类较平常有明显异常:不少锦鲤死了,还有一些鱼莫名其妙地往水池壁上撞。一位管养鸽子的大姐告诉林科吉,这里的鸽子虽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但在震前两天,她看到园内住所旁,有一条两米多长的大蛇爬到树枝上,将自己的颈部紧紧缠住,结果窒息而死。

    老蛇自杀,在林科吉走访搜集来的种种“异象”中,算是最离奇的一桩。每每向人提起,总会激起人们最大的好奇。

    然而并非没有批评:大家都在关注抗震英雄,关注灾后重建,你搞这些岂不是干扰视线?

    对此,林科吉给出的解释是:田野调查必须尊重历史的完整性,在一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判断哪些东西重要,哪些不重要,而应该尽可能全面完整地去再现这个现场。记录老蛇自杀这类事情,是因为种种异象在老百姓的口耳相传中非常盛行,而目前被媒体引导的社会情绪却又是遮蔽这类东西的。

    从异象中提取地震征兆,曾被视为民间智慧的重要一环。但在现代科学的语境中,人们却很看轻这种民间智慧,包括传统经验和地方性知识。许多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士,将其视作无稽之谈,弃之如敝屣。

    然而人类学学者看问题却不这么绝对。他们往往会这样设问:为什么这些东西会一代一代传下来呢?这是因为族群生命赖以存活的经验就贮藏在其中。

    林科吉访谈汶川漩口中学的老师得知,他们在办公与日常生活中经常能感到,地皮颤动一下,桌上水杯突然摇晃一下,“都是常态了”。在这样的多震区,通过田野调查能收集到大量与地震相关的民谣和谚语。

    羌族更是生存于龙门山地质断裂带上,千百年来与地震相生相伴。在其经验中,对动物的震前反应特别重视,许多次地震,狗都是率先向人类发出警告的家养动物。在某些羌族地区,人们相信地震时只要大声叫狗就能制住地震。

    在羌族文化中,狗被视为生活于地震带上的这个民族的守护神。著名的三眼带犬的二郎神,实际上是羌族所崇奉的猎神兼山神形象。

    令林科吉担忧的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本就与传统经验形成一种断裂,它加速了人们对地方性知识的遗忘。而震后重建,羌族人可能会离开家乡,那些尚存的应对灾难的经验和心态,将如何保存?

    面临遗失的,不仅是震中区域的知识系统,还包括这里的社会文化结构本身。汶川、茂县、理县、北川,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区,人类学的研究把这一区域称为藏彝走廊,构成一个独特的文化带。

    这片地域从中国的历史和地理空间来讲,是很厚重的地方,有着丰沛的文化留存。但目前的重建方案,主要集中在安置家园(房屋)。“这里面有很大的空白,人类学恰恰在这些空白点上,是能够做事情的。”徐新建说。

    “比如,我们画个地图,从汶川到周围的村落之间有很多等级,这些等级是长期以来一个社群赖以联系维持的网络,这个地方是集镇,那个地方是一座朝圣的山……这是这里世世代代的生活。重建,我们即便要达到它原有的水平,都应该考虑到这个文化网络、社会网络。”他加重语气说道。

    房子倒、道路断、桥梁垮、堤坝溃堤,这些容易得到后期的重建。社会上的震荡,文化上的受灾,一般不容易看出来。这就很可能导致一种灾后重建的空洞。而这正是让这些人类学者忧心忡忡的地方。

    所谓重建,应该是看得见这个区域的社会文化结构,以及结构后面的功能,并对其传承做到小心呵护和尊重。这就意味着,尽管我们的救援力量这么快就进入了现场,但其实还有一个后期的更深层、更细微、更内在的工作。

    徐新建希望重建不要搞成人海战术,人类学家应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有效位置,因为“现代社会的分工,是使数量通过结构表现为一种质量,如果你在现场,不能做一个消防队员的事、医生的事、建筑师的事,那么你就做一件他们不能做的事”。

    废墟上的爱与失落

    面前这个老妇人,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全家15口人,地震中死了14个。一夜之间,老妇人中了风,五官全部变形,鼻子和嘴巴都歪了,半张脸扭曲着。

    她已经没了眼泪,声音嘶哑,口齿也不清,用手比划着自己家人的故事,伸出指头来表明失去亲人的数量。

    一张年轻的男人的脸凑向前,和老妇人的脸紧紧贴上。年轻的脸轻柔地在连皱纹都扭曲的脸上摩挲,嘴在老妇人耳朵旁,轻声祈祷。

    年轻人姓唐,是毕业于牛津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博士,信基督教,此次作为教会的志愿者来到都江堰市向峨乡。

    老妇人流泪了,年轻人也流着泪。面庞紧贴,泪水沾在了一起,分不清。

    川大文学人类学所博士生王倩在一旁静静地观察。后来她知道,这样脸贴脸的按摩与抚慰,既是为了治疗面部痉挛,也是为了帮助老人将心中的悲伤倾泻出来。

    王倩在人类学救灾特别课题中的分工是“灾难与信仰”。她本人也信教,通过与四川省基督教两会(三自爱国运动会和基督教协会)联系,很快就进入了灾区。

    悲痛的故事到处都是,多得犹如废墟上的瓦砾。在这样的时刻,信仰自有其救助的力量,对此,王倩深信不疑。都江堰一位信徒老太太,地震中5个儿子死了4个。她不断祷告,很快平复过来,3天后就开始参与教会救助别人的行动。

    而在彭州山区一个村子里,废墟前,一个中年男人正在搭建新房的木构。“信不信还不是一样死了?就那么回事,人活着都是死,咋个都一样。”他对与他交谈的彭州基督教会的钟林牧师说。对于外界试图给予的帮助,他似乎同样无所谓,“我们就这样了,你们有多大能力帮助我们?能帮助我们建造房子吗?我看就那么回事。”

    “真是一颗刚硬的心灵。”王倩带着惋惜走开了。

    回程已是深夜。黑暗笼罩着山区。钟林牧师跪在车里,为灾区的人们不断地祷告。有人带头唱起了赞美诗。

    这个时候,进入余震不断的灾区前所有人对她的劝阻,都不再有意义。“短短的一天,我看到了建立在废墟上的爱。”王倩写道。

    她的同学高岚没有进现场。但通过对四川省疾控中心一个朋友的访谈,高岚记录下了另一片废墟。

    这个朋友5月14日就进入都江堰灾区,是消尸队成员,负责给遗体消毒。他看到,部队进入灾区,当地群众刚开始是把他们当做救星,后来却成了好像是应该的。明明知道是危楼,自己不进去,却非要让战士进去抬亲人的遗体。灾区里也有盗窃行为,甚至很多军人和救灾人员的装备物品都被偷过。只是不偷他的东西,因为都知道,他成天跟遗体打交道。

    还有许多志愿者,不会做事,不听招呼,完全是灾难观光的心态,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走马观花逛逛,回去好跟人炫耀:怎么样,我去过灾区了,还是一线。尤其是到了后期,灾区情况逐步稳定,“观光客”变得越来越多。

    听到这些,高岚认为这完全是对公民社会的反讽。电视上,名主持人阮次山讲四川人,讲得都哭出来了,震后第九天的节目,阮说8天以来,四川灾区这么大面积,这么多人,这么大灾难,犯罪率是zero(零),全世界都没有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从人类学的角度,这当然值得研究,于是有了“灾难与公民社会”这个题目。

    然而,来自灾区现场的一些负面信息击溃了她的想象:我们身边,还远不是一个能用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来加以讨论的环境。

    这让高岚多少有些沮丧和失落。但她转念一想,难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会是这样吗?其实知道,无数的日常经验就摆在不远处。只是这次,在突发灾难面前,媒体镜像遮蔽了平时我们熟悉的某些东西。

    媒体和现实之间,我们站在中间

    曾有6月初去过彭州灾区的朋友告诉徐新建,到了现场,很怪,说实话没有太多的感觉,不觉得太惨,也不觉得悲痛。

    徐新建给他分析,是因为情感提前透支了。就像网络上有人说的,这段时间流了一生中最多的眼泪。透支的原因,是因为被媒体调动,所看到的是聚焦的东西,加工过的东西,而不是分散的真实场景,结果一到现场,反而觉得平淡,就像戏剧和生活的差异。

    在现场,是每一个人直接被激发,是什么反应就是什么反应。而现在我们很多反应是被媒体,其中经过一定的引导,在某种尺度上去释放,或者被呈现。徐新建提醒说,塑造这场灾难,这是一件有危险的事:你到生活当中去,生活就显得苍白、平淡。

    而他本人一直在自我提醒:“第一,我要逃避一种图像、媒体呈现的符号式的东西。我不能不相信,也不能完全相信。所以必须走出符号的世界,进入真实的世界;第二,我是选择性地看媒体。后现代理论就讲,公众一定要对媒体有一种消化能力、过滤能力。几千公尺往下跳伞,去救援,多么壮烈,能不震撼吗?但我自己保留一部分原创性的心理,我不用。所以一上路,就能被激活。”

    开车去都江堰,看见路牌,蓝底白字,写着“聚源”,徐新建顿时就觉得脑袋一麻。媒体上看见很多关于聚源的惨状,但那个聚源是不能够有所在的,是虚的一个存在。现在,真实的聚源,就在这里。

    到了都江堰,联系好的人带着他们四处走。慢慢看,听人慢慢介绍情况,他感觉到,自己终于不再是一个电视观众,不再完全是通过别人的眼别人的口来看来报道自己身边的一件大事。

    安置点内,当天室外温度大概有三十四五摄氏度。徐新建想进帐篷去看看,一探身,几乎是砰地被弹了回来:里面起码有四十几摄氏度,热浪稠密得成了一道有形的墙。

    “这就是现场感,这就是真实的灾后生活,不一样的。”他说。

    那么,电视镜头里显然是一个被切割的世界。在目前这种社会分工甚至是资源垄断中,普通民众对现实的认知是很苍白的,这让徐新建为人类学救灾特别课题的田野记录找到了另一种定位:媒体的记录是有漏洞的,媒体和现实之间,我们站在中间。

    成都人,灾民?

    到都江堰、彭州,成都人总说是“去灾区”。可谁又能肯定地说成都市里就不是灾区呢?

    博士生李菲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她能感受到成都人在地震后的那种尴尬。“我们看汶川、都江堰,认为那里是灾区,我们在救助。但实际上对于整个外围,我们是灾民,在被救助”。

    她在小区楼下做了一个调查,受访的人当中,有的认为自己是灾民,有的认为自己不是。凡认为是的,都有外在文化指标。有人说是因为外地朋友打电话来慰问,你们灾区咋样啊。还有人是因为移动和联通发了通告,这期间手机欠费了也不会停机。

    看到这个,哦,我享受了灾民待遇,所以我是灾民。

    与此相对应的,是李菲认识的一个女孩,老家在什邡重灾区,房子都垮了,但她一直不认为自己是灾民。到震后第十天,政府开始发放救灾物资,她在领到物资那一刻才意识到,哦,我是灾民。

    灾民这个概念迅速成为一个调节杠杆。“它调节所有人的情感投入、全国的关注重点,调节物资调配,包括政策倾斜。比如,同样的一个救灾帐篷,我就觉得我们成都是灾区,那成都人用了这个帐篷为什么不行呢?”李菲反问。

    她指的是前段时间在成都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个事件:一些小区内发现了印有“救灾专用”字样的帐篷,市民们一拥而上,拍照,放上网,查车牌号,查身份,开始“追杀”。

    李菲觉得这种现象“很不正常”,灾民明明是一个范围可以被界定的概念,但这个时候它被道德化了。帐篷本来可用可不用,没有一个绝对的界线,但一旦上升到道德层面,你一旦用了,你就要被“追杀”。

    “那是否意味着,成都人自己有清晰的划分,在成都市区范围内不能自认为是灾民或者享受灾民待遇?”记者问。

    “问题恰恰在这里。成都人的自我定位极其模糊,是症状性的。别人认为他是灾民,他认为别人是灾民,在这个夹缝当中,他的认同会往两边走。灾民这个概念看似客观,最后变成了一个主观选择的结果。”李菲说。

    “那你自己怎么认为?”

    “我觉得,我是。”她几乎没有犹豫地说,“灾民有几个指标嘛,可能有人身伤害,经济上的损失,但其实还有心理伤害这一层。只要你的常规状态被打乱,你都应该被纳入这个范围。当然,我们国家的标准只有物质层面。”

    灾难过后的灾民化过程,构成了一个文化事件,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这提供了认识人类社会的极好契机。至少,李菲相信,这样的田野记录足以深化人们对一个城市及其市民的认知。

    你毕竟是一种被过滤了的痛苦,别人却是直接面对

    李菲自认为,自己作为成都人的经历非常有价值,“因为大家在关注灾区的时候,就把成都忘了”。然而这样一个“极有意义的题目”,却在她去了一趟都江堰的受灾群众安置点后,非常坚决地换成了另外一个。

    在都江堰,由于有当地工作人员接应,他们“很有幸地”进入到了一般人进不去的安置点。

    安置点内,一个都江堰原来比较成熟的社区被集中安排住在露天帐篷区。帐篷里热得难受,几十号人,聚在外面聊天。话题有很多是抱怨。李菲马上就晓得,这个点很值得关注,“因为你可能会遇上个人、零星的家庭,但在灾后还能保持一个小规模社群的状态,太难得了”。

    遗憾的是,管理者并不喜欢这样保留了原有结构和功能的社群,认为他们“抱团,不服从管理,总有自己的一套”。所以这个社区正面临被迁出或拆散的命运。

    看她挂着相机,这些人以为李菲是记者,于是抱怨给她听。安置点里听到的看到的,使李菲觉得“受了刺激”,因为很多状况,和之前通过媒体了解到的,并不完全一致,比如管理秩序。“这个我恐怕不能详细去阐述了。”她有些抱歉地说。

    这个过程中,一个老大爷瞅准机会拦了她三次。老人“看得出是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腹部有伤,由于手术后养护不当和没休息好,伤口已经开裂、翻红。老伴有高血压,正躺在一边。老两口因为到安置点晚,没分到帐篷。老伴被一家帐篷收留,他白天闲逛,晚上就去混帐篷,今天这家,明天那家。

    头两次,他在李菲身旁说自己的情况,没提要求。但李菲知道他对自己有期待,而田野调查是要避免这种情况的,所以把持住了,回避他,不搭话,“眼神都不和他碰”。

    第三次,他又来了,想说点儿什么的样子。

    “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没有办法,一步一步到了那个情境,你晓得要是不那么做,肯定回去觉都没法睡。”李菲决定要“打抱不平”。

    当时安置点内正在分活动板房,要求根据帐篷号登记。她上前问一个工作人员,“请问他这样的情况怎么安置?”

    “问对面那个。”甩过来一句。

    对面那人眼都不抬一下,“这个下来再说!”

    “啥子呢,下来再说?下来好久呢?”李菲没退。

    那人转过来跟她打了个照面,见挂着相机,有点儿慌,“主要是现在太忙了,他的情况下来再说。”

    李菲跟进道:“耽误你两分钟时间,麻烦你给这个老人家讲清楚,到底需要哪些材料,他好去准备。”

    那人给老大爷讲了。老人对李菲千恩万谢。“他不这样还好,这样我就更难受了。我晓得我干预了。我脑袋里当时就是这个词。学科术语马上就在头脑里转,糟了,干预了。但我想,管他的,干预就干预了,反正我的调查主体上并不受影响。”

    但导师徐新建却不这么想。他判定,作为一名人类学的田野考察者,李菲的工作心态和方式已经影响到了调查质量。因为人类学者要了解的是,这个地方平时是什么样子,没有自己在的时候,它是如何运行的。“如果我们去了,对那里指手画脚,实际上已经改变了那个地方的真实情况。那还怎么深描呢?已经没有办法深描了!”

    这涉及学科规矩。人类学对社会记忆的保存,对口述现场的采集是有一种敏感性的。新闻有导向性,而人类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保持价值中立,主位客位结合,尽量不作道德评判。

    所以此次人类学救灾特别课题一开始就明确:不要介入讨论,不要轻易下结论,要原封不动地、完整地、立体地、客观地记录,为今后的人认识这个事件和这个地区发生的这些情况,提供其他方面所难以获取的真实。

    “这些原则是人类学本来就有的,这次我们只是重申了这些原则。因为我们的学生容易激动,会有一些情绪,直觉的判断是同情老百姓,觉得官僚一般是有问题的。但实际上,人类学者在安置点,应该是第三方的角色,既不偏听受灾群众的抱怨,也不完全轻信组织者的表白。这才是对这门学科身后的公众负责。”徐新建分析道。

    无论如何,李菲在都江堰安置点所受的刺激,都促使她在3天的“亢奋期”内,写出了数万字的调查报告。

    她说:“作为成都人的经历肯定要写,但我必须把这件事摆在前面,因为它让我有一种职业和道德上的双重责任感。成都人,你不管作为灾民也好,非灾民也好,处在什么样的夹缝当中,但你的痛苦毕竟是一种被过滤了的痛苦。别人直接面临的是烈日、食物状况、没有隐私权,包括出入自由。”

    李菲的题目是“灾民安置与社群重建”。这是震后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话题。四川大学教授赵毅衡在一次人文学者座谈中,曾专门论及此。

    地震中,个人会被切断社会联系,被“原子化”,这时能否度过,比如震中区的人在被深埋后能否保持镇定,靠的是个人品质。而社群能不能组织起来生存、自救,则要靠集群品质。

    赵毅衡说,他非常想看到有关社群的深入报道,比如汶川被隔断了两天,汶川人民是怎么样集合起来的?一个村子被隔断了,那么村子里的一两百人怎么过?这个时候领袖怎么产生?凝聚力怎么产生?一个学校的人,校长如果消失了,余下来的人是怎样集合起来的?

    社群受灾,若能自动做出良性有序的基本反应,如骨干分工、食物分配、居住安排等,那么他认为,这个民族就是有希望的。“为什么呢?”赵毅衡自问自答,“因为我们随时都可能被隔断,比如飞机失事,比如在外国遇到暴民。那么,这个时候人群靠什么方式凝聚起来?我说的不是民族凝聚力,也不仅仅是个人品质。社群凝聚力是一个民族真正的素质的表现。”

    关于这场大地震,从国家到个人角度的思考已经不少。赵毅衡提出,在民族团结精神与个人镇定力之间,还应当更加关注一种社群凝聚力。“中国人是不是还像孙中山说的那样是‘一盘散沙’?我觉得主要就是要看是否具有这种社群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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