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选择决定命运
自从17岁起，废名就决心“把毕生的精力放在文学事业上面”。这个身处湖北的小学老师，将自己的业余作品，邮寄给周作人点评。
起初，那位北京大学教授对这个年轻人并没有什么印象。他在日记里只是简单地记下收到信函一事，没有其他只言片语。
直至1923年9月7日正式见面，周作人的注意力也只是集中在对方的相貌上。他这样描述道：“额如螳螂、声音苍哑，初见者每不知其云何。”
但废名就此把周作人当做恩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出版后，他专门在序言中致谢：“我自己的园地，是由周先生的走来。”
1927年张作霖改组北京大学，解聘周作人。本来与此毫不相干的废名，竟一气之下退学。由于生活困顿，他不得不借住在北京郊区的农舍里，有时候连晚饭都没有钱吃。
而对于鲁迅，废名也是尊敬不已。他不仅是鲁迅主持《语丝》杂志的重要作者，还为《呐喊》写评论，并得到作者本人的认可。
只是，这种态度在周氏兄弟失和后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废名公开质疑鲁迅在杂文中所表现出的“战斗精神”，认为这是不甘寂寞的表现。尤其是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废名更是认为鲁迅开始占山为王。
很难说废名的选择，具有多大成分的感情因素。对于这个佛学研究者来说，创作更多是怡情养性，而不是政治斗争。这也使他更加倾心于周作人“令人可亲”的“中庸之妙”。
无论如何，他对恩师总是深信不疑：“凡为周作人先生所恭维的一切都是行，反之，凡为他所斥驳的一切都是不行。”
即便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作人留在沦陷后的北平，废名也始终未予正面批评。1946年他前去北京大学就职，在南京等候飞机，还特意到监狱探望周作人。当时周作人以“共同通谋帝国图谋反抗本国”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这位至情至性的学者，并不知道这样的选择，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命运。多少由于和周作人的这层弟子关系，废名后来被北京大学批判为立场不坚定，并如同“扔破抹布”一样下放到东北。
1952年前后，一位大学老师将废名的作品选入教材，竟被视作严重的教学思想问题，遭到批评，要求从中吸取教训，改造思想，转变立场。
废名不得不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分析方法”，并结合自己的“痛苦经验”来重新研究鲁迅。在著作《跟青年谈鲁迅》一书中，他讲道：“鲁迅先生给我的教育，不是鲁迅先生生前给我的。是鲁迅先生死后，是中国已经解放了，有一天我感到受了鲁迅先生很大的教育。”
对于自己的旧作，废名表示翻阅的勇气都没有了。1957年他受出版社之邀编选作品集，竟将历来称作代表作的小说放弃，原因是“感到写的东西没有用”。
这与人们记忆里狂放不羁的废名大相径庭。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至今难忘废名讲课的情景。这位国文老师第一堂课就宣布，自己对《狂人日记》的理解，比鲁迅自己更为深刻。
“我想一定有不少研究鲁迅《狂人日记》的学者、作家认为自己对这篇短篇小说了解得如何如何深刻，甚至比鲁迅自己更深刻，但他们大概不会在课堂上直截了当地说，只有废名会这样。”汤一介回忆道。
但废名自始至终没有“撇清”与周作人的关系。在周作人出狱后，他热心为其募捐，并慷慨资助两万元。直到1950年，还有废名到周家贺年的记载。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他还为周家拉来一车煤炭。
这师徒二人终究没能逃脱选择的命运。“文革”发生后，废名被封为“反动学术权威”，并于1968年病逝。他死前喃喃问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不到它的结果，我是很不甘心的。”而就在此前4个月，周作人已经先他一步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