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渭康：慈悲侠士
“年关临近，红包、购物券又其时矣，公务员又加工资，灯红酒绿，高高兴兴。看着江西、安徽等地民工在寒风中穿着单薄衣裳讨工资要钱，挤长途回家，对比之下于心不平。
“我的综合楼2000多平方米11月竣工，装修也将结束，宾馆将于春节前开业，而包工头自验收之日起，结账时找不到人了，50多名民工急得团团转，我本可不管，但于心不忍，只得先拿出5万元代发了工资，待包工头来结账，尽管他已无账可结，只有按合同3％的保修金（两年后可结），也不足5万元。一个人总应有同情心，屋子总是我的，我住新楼，人家冻饿回家，总觉心酸。”
我读后颇为感动，征得老葛同意，把此信刊于报尾的《编读往还》，并加了一个编后，其中写道：尽管自己生意做得不错，葛先生并无代包工头发拖欠工资的义务，但因于心不忍，他视之为己任，虽知这钱可能永远要不回来。判断一个人好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他特别对弱势群体有没有同情心。这个非常古老的话题，很遗憾现在还有讲的必要。
报纸面世后，接到一些读者反应，有人指出：遗憾的是，当今社会，有些人缺的是不忍之心，多的是冷漠之心。比如那位一走了之的包工头，其心如铁石。
读者的中肯之论我也发了，老葛看到后又给我来一封信，解释此事原委，出乎我意料，是为这位包工头说项的，据他讲：“这个包工头我看他也是走投无路了。他在某县农经委有一项目垫进50余万元，该委下属公司已倒闭，经理抓起来，而项目是东阳建筑公司承包，他只从东阳建筑公司转包了一部分。东阳人从破产中拿回一部分，他却一分未拿到，债主云集，出逃。事实上他再也不会来我处，找他结账也毫无意义，总不能剥他皮。乘人之危，不是我等人干的，虽然我有理由向他要回我的辛苦钱，不应由我付而由我付，是有些冤枉，但转想到外地民工和当地一些开拖拉机农民风里雨里的苦情，当他们拿到了应得的钱，可以一家欢喜过年了，我这样做比什么都值。我的妻子儿女也都和我想法一样。”
由此可以体会到老葛的慈悲心怀。我猜想他自己可能也遇到过类似困扰，因而深有体会。
葛渭康先生长着两条剑眉，眼光锐利，身材可以称得上魁梧。解放之初，他17岁就参加工作，一直担任基层领导。“文革”期间，先后两次因说了大实话而入狱，改革开放后获平反，先做国企，后来提前退休自己开厂，做啤酒花，继而依托中科院的先进技术生产一种净水装置。城市扩建，把他的工厂拆了，无奈改行开宾馆。路遇不平，他往往和古代侠客一样，拔刀相助。当地曾有个复员军人出身的三轮车夫被街头恶少无端打死，起初有关部门以群殴处理，引发群体性事件，老葛出面与各方沟通，并替车夫出钱请律师，使案子得以公正了结，亦维系了当地社会的平安。他的行为与其自幼习武恐怕有关，因为那不只是功夫，其中还渗透着影响深远的传统文化。类似义举，我知道的还有：设法帮助城郊失地农民维护合法权益、保护当地若干自然资源不被破坏等等，所有这些，对生意全无好处，因为要得罪既得利益集团，还有不小风险，但老葛自恃武功和正义，并无畏惧。
虽然经营不错，加上这一波地产行情，葛先生的资产陡然增值，但他生活节俭，出门在外，总找便宜的旅馆住，从来不摆派头，但需要用钱的地方，却毫不吝啬。
坊间高高低低地，这些年总有“仇富”的声音传出。其实完全不能用钱多钱少来衡量人的品行，就像早些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那样。然而中国的企业家中，如果有更多葛先生这样的侠义之士，不同阶层间的关系无疑会和谐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