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科普片遭遇收视率
体育背后的科学世界
体育背后的门道，都可以纳入科学的框架。凭借这个简单的逻辑，赵致真拍完了他的科普系列节目《科技与奥运》。
“运动员赛跑为什么要按逆时针方向？”聊天时，他经常用这个问题开场，露出点“狡猾”的笑容。要不然，他也会用别的问题让你专心听下去：“高尔夫球的表面为什么是坑坑洼洼的？”
孩童时代热衷提出的问题，中学时代学过的知识，曾经一并被忘记在成长路途中，在赵致真这里，许多人又把它们重新找回来了。
35集的科普短片，介绍与奥运会有关的运动中蕴涵的科学知识。在距离奥运会还有一个多月的这个夏天，这样一部节目，每天准时出现在被称为“一刻值千金”的中央电视台的奥运频道中，周末除外。
在节目中，如下问题等待你去发现和回答：游泳比赛服为什么由粗糙的鲨鱼皮制成？帆船比赛时，船手让船身和风向成45度角意欲何为？为什么短跑运动员对鞋的重量计较到毫厘，却可以戴着沉重的金项链比赛？如果这些都不能满足你，那么，你也许想知道火炬是如何在水下进行传递而不熄灭的。
几十分钟的节目中，充满了关于重力、摩擦、杠杆之类的探讨。看完节目之后，有人评价：原来在丰富多彩的体育之后，还有一个同样多彩的科学世界。
类似的评价，在节目制作完成之后，每天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传达给赵致真。有的好评来自学生。赵致真将片子放给2000名中学生观看，结果问卷调查显示，97％的学生表示爱看。
大人们的反馈则稍微有些复杂。比如，国际田联的一名负责人希望，用这套节目在体育界推广，而一名学生家长看完之后，则对自己的孩子提了个要求：“你去把这些内容全给我背下来。”
是科学的过错，还是我们的无能？
尽管一再希望给人留下低调的印象，赵致真还是承认，他的一个目标已经实现。他希望，通过这个系列节目，探一探公众和传媒“对电视节目中的科学含量能接受的底线”。为此，他在片中大力增加知识浓度，每集片子都有几个当家的知识点。
在电视节目中，包括科技类节目“去科学化”的趋势中，他反其道而行之，并表达了对这种趋势的担忧。
关于科技类电视节目中科技含量的问题，早已在科学界引起讨论。在一次科普节目研讨会上，一名从业者公开表达这样的意思：科学知识天然是枯燥的，为增加节目吸引力，应该减少电视节目中的科技含量。
一位从事科学传播研究的学者告诉记者，尽管屡屡遭受批评，但这一“去科学化”的思路在国内广为传播。一段时间以前，有的科学栏目因为过多报道奇闻逸事，“内容夸张”，“耸人听闻”，遭到许多人指责。而在众多探讨中，有一个为该节目的辩白受到许多支持：在电视台以收视率为唯一指标对电视节目进行考核的背景下，科技电视节目只有通过这样的娱乐化手段，才可能完成任务，避免被淘汰的命运。
当科普遇上收视率时，前者乖乖败下阵来。
结果，身处科普电视圈多年的赵致真发现，科普片越来越边缘化，这又越发促使科普片减少科技含量，最终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和地位。
科技与收视率是否成为无法调和的矛盾？有报道曾经援引国外现象进行对照。结果发现，在法国青少年电视台，为其收视率“挑大梁”的，是每天晚间6点的科技知识节目。化繁为简的解说、活泼生动的演示，以及选题的趣味性，被归纳为该节目成功的主要原因。而这与赵致真的观察是一致的。他曾经观看过大量国外制作的科普电视片，并自我反思：科普类节目不能吸引人，“不是科学的过错，而是我们的无能”。
他认为，科普节目首先要保持自己不可替代的品质，然后再致力于吸引观众。他相信人天生有求知欲，只要用心，科普节目可以受到人们的欢迎。
磕磕绊绊的中国科普
首播那天晚上，赵致真端坐家里，陪95岁的老母亲，守着电视一动不动。这个穿着普通、笑容腼腆，被熟人称为“老赵”的60多岁男人回忆，当时他挺严肃，还有些激动。
这一天，他等了7年，时间跨度与中国奥运会的时间，基本吻合。因为，正是在中国成功申奥之后，创作这样一部科普节目的想法出现在赵致真的脑子里。
当时，他57岁，一方面做着武汉电视台台长的日常工作，一方面从事自己心爱的科普事业。奥运会申办成功的消息传来，他认为，对科普工作者来说，这是个绝好的机会。
他并未事先预料到自己会赶上“科技奥运”这一班车。回忆当时的冲动，他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想为奥运做点啥，如果科普电视错过这个机会，他会有一种职业上的内疚感。
怀着一个科普工作者的职业荣誉感，他一头扎进了一个由各种规则、关系构成的体制中。
为了找到一个合作拍摄的电视台，赵致真费尽周折。有几家电视台，本来已经谈到中途，满以为很有把握，却因为各种变故不了了之：有的是因为金钱，还有的则是各种说不清楚的原因。
7年时间，他在外围浪费了6年。一开始，资金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赵致真和伙伴们一度打算，即使把房子卖了，自己凑钱来拍。后来，他们得到了投资，却又耽搁在合作拍摄之上。
“有很多次，都有可能坚持不住而放弃。”老赵轻描淡写，并不愿意过多谈及遭受挫折的种种细节。不过，他偶尔会在公开场合，也禁不住哽咽难语。
与赵致真屡屡碰壁同时发生的，是中国科技电视节目同样磕磕绊绊的发展过程。
尽管早在1999年，第一个国家级科教电视频道就已经创立，但中国电视节目中，科技类节目的比例一直不容乐观。一份资料统计称，美国电视台的科技类节目占节目总量的20％，日本电视台占15％。在有些国家，这个比例是由法律规定而成。
而在“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中的中国，由于广电系统的专营性质，电视频道的经营始终没有放开，大量卫视资源被分配给各级行政单位，有的省份甚至将无力经营的频道外包经营。结果，科技节目的数量微乎其微，被认为是导致“科普教育工作的停滞”，并造成公众无法正确认识科学价值的因素之一。
科教频道的状况，被许多人视作中国科普发展的缩影。
种种因素，制约着科普的发展。例如，有分析认为，在国外，政府和个人共同发展出的官方和民间基金会，为科普节目的制作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和制度支持。而在中国，政府拨款很难偏向这一领域，而企业、个人等民间资金则还没有获得通畅的渠道。两个渠道的不发达，阻碍着中国科普的发展。
不可复制的成功
不管怎么说，赵致真实现了他的最初梦想。虽然在许多同行看来，这是一场不能复制的成功。
在许多场合，赵致真喜欢用“如果……那么”这个句式来表达每一步前进的艰难。他总是在感谢，感谢自己的老东家，感谢与自己合作的电视台领导，感谢资助方。这个长长的致谢名单，记录着他通过多年积累的个人关系网络，促成一件公益事业的不易。
“换一个人，换一个时机，这部电视片也许就无法问世。”了解这件事的人用“小概率事件”这个词，来感叹这种成功的偶然性，并担心其他类似的公益活动，未必能得到同样的结果。
在体育背后，赵致真力图使人们发现“力学”的影子。而在他和他的同行们身处的体制背后，有着个人无法掌握的社会“力学”，许多非正式因素，往往成为工作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他希望，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进行引导，来改变某些机制和政策，提供一个更加良好的科普“生态环境”。
“中国是全世界惟一提出‘科教兴国’口号的国家，也是惟一制定科普法的国家，这一点，国外同行都很羡慕，但我们具体量化的硬措施是什么？我们如何用相关的政策来保证？”在一次专题研讨会上，有同行这样问。
如今，《科技与奥运》如愿出现在电视上，而配套的图书也将同时发售。赵致真说：“半年里赶出35集,实在太紧张了，如果时间从容些，节目一定能做得更好。”
然而，使赵致真感到骄傲的这个同样难以复制的团队即将散去。在位于北京一处杂乱民宅的工作室里，他们一起度过了半年多难忘的时光。《科技与奥运》的主要制作者都是“科技之光”的早期骨干。13年前开办“科技之光”时，那批20多岁的理工科大学生如今都已“人到中年”，家庭原因和经济状况，已经使不少人无奈退出了主要靠梦想支撑的事业，做着用非所长的工作，这次都是“临时应征”而来。赵致真对此感到惋惜，“应该有一个好的机制，能让这样的团队持续发展壮大，不断制作出好的科普片，一个科普电视队伍成长起来，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