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路》见证了中国人的宽容心
刘晓庆的名字，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的新文化浪潮家喻户晓。然而曾经，她的张扬个性、不合规范的生活经历与反叛姿态几乎被定义为80年代的叛逆。1983年，刘晓庆的《我的路》刊登于《文汇》月刊并引起大讨论。30年弹指一挥间，从公众对刘晓庆以及《我的路》的声色俱厉，到如今人们对于个性的宽容和平视，尊重个性张扬，崇尚个人奋斗，我们可以看到：时代大潮呼啸而过的痕迹。
一个人和她的经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成为一个坐标，见证了30年来中国人视野开放，认知提升，文明进步，以及由此引起的宽容心。30年过去，人们已经忘了那些对个性斤斤计较的言谈。我们需要记得的是那些突破精神禁锢的艰难的日子、艰难的过程。历史毕竟是逐步前行的。
《我的路》像一颗氢弹
1979年，一个名叫克里斯多夫·拉斯奇的美国人出版了他的新著《自恋主义文化》。作者发现，个人主义思想在经历了登峰造极的发展之后已经走向它的反面，对自我与享受的追求也开始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泥淖。该书断言：这是一种正在死亡的生活。然而，在另一个世界“正在死亡的生活”，在我们这里恰恰才刚刚开始。
在拉斯奇的新著出版大约4年之后，一个名叫刘晓庆的中国演员也写了一本书，她把自己的这本自传体写作命名为《我的路》。1983年6月，刘晓庆《我的路》全文发表于上海《文汇》月刊。据《文汇》月刊编辑余之回忆，因为发表《我的路》，那一期《文汇》月刊发了30万册，仍然供不应求。他说，“《我的路》就像是一颗氢弹。”
时隔25年之后的2008年，刘晓庆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好多人说，这本书不亚于我的任何一部电影，甚至比电影还要轰动。所有在校的大学生、中学生，文化界的人，没有不看的。姜文说，这个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很多人也跟我说，你的思想影响了我的一生。”说这番话的时候，刘晓庆仍然显得十分自豪。
有人说，刘晓庆真正成功，恰恰是从《我的路》开始的。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自称有“刘晓庆情结”、写有长篇纪实《遥望刘晓庆》的涂宏伟这样写道：“解放后的中国有两个典型：一个是雷锋，集体主义的典型；一个是刘晓庆，个人主义的典型。雷锋影响了一代人，刘晓庆也试验了一代人，并且刘晓庆的影响还在继续。”
刘晓庆曾经这样回忆写作《我的路》时的心情：“全国各地正弥漫着关于我的流言……由于这些传言，北影在宣布我为1982年的先进生产者后又将我撸了下来；由于这些传言，电影家协会迟迟不批准我入会。在人们的心目中，或是在大多数人的心中，我几乎成了80年代的‘潘金莲’……我决心站出来为自己说话，让所有的公众来判别是非曲直。我找来了纸张，开始了《我的路》的第一页。我要写出我的个性，它曾给我带来无数的非议和白眼；我要写出我的观点，它们曾无数次被扣上‘浅薄’、‘谬论’的帽子；我要写出我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它一直被指责为‘白专’、‘不突出政治’、‘个人奋斗’；我要写出我的志向、理想，它们一直被批评为‘狂妄’、‘骄傲’、‘目中无人’；我要实事求是地写出我的道路，我要证明我取得成功既出于偶然又出于必然，我要告诉观众至今认识到的我的缺点和不足，我也要写出我的正直善良的心。”
有人说，剔除文章夸张的情绪，刘晓庆自我张扬的个性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的理想，还是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她发出了著名的感慨：“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但她表示：“我对自己的选择至今不悔……年轻的朋友们，你们从我这面镜子里得到些什么？”
在“集体主义”与“个性张扬”的漩涡中挣扎
与年轻人的喝彩、追捧形成强烈对照的是，来自“上面”的意见则要求对她这种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思想进行批判。这时候，张爱玲的“出名要趁早”还没有流行开来，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主流还是集体主义，还是强调“个人”、“自我”离不开社会整体，只有在为整体事业的奋斗中，“个人”的“自我”价值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但上世纪80年代之初，正是中国社会思想寻求“大突围”的时期。此前，《中国青年》杂志已经开展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为“个人”、“自我”的现实性与合理性争得了一席之地，而潘晓“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有条件的肯定。但即使是这样一点有限的松动，也让青年管理者和导师们感到担忧。有人批评持这种观点的人，“总是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动机和行动都是自私的，为自己出人头地，为自己争名夺利，为自己活着”，讨论也因此而紧急刹车。
“当时的中国社会还是一个很保守的社会。”刘晓庆说。几乎所有的报纸上都出现了批评刘晓庆的声音。她说：“家里父母都是川东地下党，我的舅妈，和《红岩》里的人物都曾是战友，思想都很革命，组织全家对我进行批判。这是一条什么道路？没有党和群众，就有你了？怎么可以宣扬个人奋斗？”
同时，她出国也受到了限制。刘晓庆回忆说，“老一辈都觉得我有一点离经叛道，演员是个好演员，就像夏衍说的一样，一代名伶，但思想上有点乱七八糟”。那时，有好几年，刘晓庆的生活都很难从这件事的阴影中走出来。
“后来还是胡乔木、夏衍他们之间疏通了一下，才把我解放了。”对此，刘晓庆念念不忘。《我的苦恋——刘晓庆》一书曾记录了夏衍对刘晓庆的谈话：“《我的路》发表后，我也知道有些人对这篇文章有意见，说你强调了个人奋斗。我看，个人奋斗没有什么不好，现在怕的是个人不奋斗，不肯奋斗。个人奋斗有什么不好？现在提倡自学成才，自学成才不就是个人奋斗吗！”
这正是80年代的特点，各种思想观念的碰撞、交锋。大约与刘晓庆《我的路》同时，《中国青年》杂志还发表了《从潘晓到张海迪》一文。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深入地向张海迪学习”。作为“党和人民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优秀代表”，张海迪肩负着为广大青年提供社会思想进步的样板的光荣使命。不过，在宣传过程中，在欣赏她的“奉献而不索取的苦行僧式的生活态度”的同时，让很多青年羡慕和向往的，也有她的“自我设计——奋斗成才——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道路。
刘晓庆说，写《我的路》时，她正在拍《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她在其中饰演慈禧太后，要留很长的指甲，没法拿笔，写起来很辛苦。她说：“我在那个时代很受欢迎，得了好多的奖，金鸡、百花我得了6个，其他奖项我得了27个，所有的官选或民选最佳女演员，我都是第一名，在这当中《我的路》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人家对我刮目相看，好像我不是一般的女演员，还是很有头脑的，加了很多分。”
《我的路》先后被翻译成14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刘晓庆也因此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30年来变化是太多了。每一个变化我都在前列，老是在风口浪尖上。”刘晓庆说。对于自己那句“做人难……”的名言，她说：“现在想起来，这也是小女人的哀叹，有点像阮玲玉，阮玲玉死于恋爱，一般的女明星都是死于恋爱，女人都重视恋爱，我不是为了这个，但还是受了阮玲玉的影响。现在已经波澜壮阔了，一百个恋爱的故事都抵不过我现在的波澜壮阔，所以觉得是一种小女人的哀叹。现在就不这么写了。现在要编一个对句：做男人难……”说完，她爽朗地笑了。
在“个性张扬”方面和当代人相比，她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刘晓庆开博有一年了。博客让她觉得有了一个说话的地方。“我比较时尚”，她不无得意地说，但也有点今非昔比的感慨，“以前有人问我中国最好的女演员是谁，我很小声地说是我。现在的人连最后这一点羞涩都没有了”。有人讲过一个段子，人家问芙蓉姐姐的容貌，她说她是最好看的，也是最美丽的。人家问她能红多久？她说永远是多久，就能红多久。
看来，刘晓庆和晚辈相比，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当年，她虽然也想出人头地，也想成名成家，但还是相信个人奋斗，而她所说的奋斗，还是在艺术方面。“我比较喜欢做一个实力派，其实，观众真正喜欢你的，还是看你演戏如何？”她相信这一点，至于今天有些年轻女性希望借助闹闹绯闻进入演艺界，她也表示很能够理解，“开始制造一些绯闻，让人先知道你的名字，是可以的，英雄不问出处嘛，起因可以是和导演整故事，但要真有才华，真有演技，光是炒作，恐怕没有前途。”
在这里，我们见出了世道人心的变化。中国社会和民众都变得更加宽容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已经接纳了“个人奋斗”这样的精神诉求，没有人再把它当做多么严重的“问题”了。
“80后”的“自我奋斗意识”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
电视剧《奋斗》为“80后”这一代人的青春叙事找到了一种表达方式。它的独特性使它区别于以往任何一个代际对青春的表达。有人做过一种区分，上个世纪初的那一代人，建设新中国的那一代人，“文革”中上山下乡的那一代，改革开放以后走上社会的那一代，他们对青春的表达，几乎都采用了“投身于……”这个经典的句式。他们之间无论有多少不同，最终都要通过“投身于……”来实现自身的价值，确定自己的位置。这再一次印证了刘晓庆的超前，她是她那一代人的另类，她以一种自我牺牲的勇气改写了通行于几代人的那个经典句式，她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80后”已经无须这样。他们这一代人拥有最彻底的自我意识，他们的自我意识甚至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但是，就像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通过自身来确定其自身价值一样，“80后”一代如果不将自己的现实人生扎根在社会群体的土壤中，他们所面对的也只能是自身意义的空白和自身所指的匮乏。
刘晓庆认为，改革开放30年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简单一句话，就是人的解放。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自我的全部价值就表现为自我压抑、自我贬损和自我否定。“自我”成为中国人的大忌。
刘晓庆写《我的路》，张扬个性，标榜“自我”，鼓吹“个人奋斗”，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80年代以来，思想的解放、价值观与人生观的冲突、碰撞、转变和发展，都使得刘晓庆可以得意地做弄潮儿。90年代以后,中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进一步确立了个体意识和个人权利意识，张扬“自我”更成为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刘晓庆的那条“路”也将被这浪潮所淹没。这是中国历史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