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论政犹是书生
商务印书馆的青年编辑陶希圣正在吃午饭，突然收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寄来的聘书。尽管他“既不知国共两党究竟为何物，更不知两党关系究竟如何”，却兴奋地将筷子插在腰间，对妻子大喊起来：“我要带指挥刀了！”
这个细节，被后世称为概括陶希圣一生的“一个真实缩影”。
早于上世纪30年代，陶希圣就已创立著名的“食货学派”，是中国社会史领域公认的大师级人物。作为学者，他可谓“固守清贫”，时人回忆，他终日穿一件古铜色线织长袍，布料早已褪色，因为烟瘾大，双袖尽是烧痕。他曾患重病，家中竟一文不名，只得发函回老家索要医药费，信中言：“与其等我死后，寄钱来买棺材，不如先寄点钱来，救我的命。”
但青年陶希圣对于现实政治的浓厚兴趣，却始终随影如形。他先是陪伴汪精卫，参与了对日的秘密和谈，而后又成为蒋介石的“御笔”，因而成为一些史学家眼中“首鼠两端的投机文人”。
陶希圣的弃学从政，被如今的学者解读为“知识分子个人在历史上的一种走失。”因为，在那样一个纷乱的年代里，一个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往往身不由己成为各种权力结构中的一员。”
陶希圣曾参与汪精卫与日本的秘密和谈，屡遭后世非议。他曾在自述中辩白道：“我从十六年前在军校做教官起，汪先生就很看重我……这种时刻……朋友情谊为重，我不好看他独自一人挣扎。”
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观念，也使得陶希圣后半生死心塌地跟随蒋介石。为蒋介石撰写《中国之命运》，甚至在蒋介石于1949年下野之后，他依然感慨“未能尽展其才，尽致其用。”
尽管半生处于权力中枢，但在个人操守上，陶希圣依旧保持着读书人的秉性。一位记者曾先后到陶希圣与其好友陈布雷家中采访，他诧异地对门卫说：“我跑过多少码头，见过多少公馆，像你们这样可怜的只有两家，还不如一个小老板。”
但在那样一个悲剧性的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往往雷同。1948年年底，好友陈布雷在“油尽灯枯”后自杀，死前自嘲道：“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消息传来，陶希圣长叹一声，道：“书生论政，论政犹是书生。”
陈布雷自杀后，陶希圣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蒋介石的“文胆”，却在一月之后，亲自执笔为其撰写了下野隐退文告，这一天，他与好友胡适、叶公超登上紫金山，“俯瞰南京，一时感慨万千，无话可说。”
其女婿沈苏儒也回忆道：“有一段时间，家中只叔叔（指陶希圣）和我两人，有一次去中山陵散步，我们谈论时局，他表示也是毫无信心。他说只有退守台湾，我问台湾守不住又怎么办。他苦笑着说：‘乘桴浮于海。’”
1949年5月，国民党败局已定，陶希圣只得坐上军舰，离开大陆前往台湾，从此再没能回来。在此后的近40年中，他尽力远离权力中枢，先后致力于台湾的新闻、文化与教育事业。
陶希圣的亲家刘光炎，记录下他生活中的一个细节：“（陶希圣）每晚必看电视，常孤灯独坐，凝视默想，俟十一时电视播完，然后拂纸属文，往往至深夜，日数千字，习以为常……”
陶希圣深夜写作，多是为一本《食货》的月刊供稿。此时，正值1969年，70岁的陶希圣，刚从台湾《中央日报》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休，他着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这本他创办于1934年的社会经济史杂志复刊。
作为知识分子的陶希圣，终于回到了他真正擅长的学术环境中。只是无人知晓，这个在政治权力中心跌宕起伏了大半生的老人，在孤灯下独坐，“凝视默想”的，会是什么？
今天，人们只能从陶希圣九十高寿时留下的自述中，来体味他的心境。他用“近乎戏谑的口吻”，将其“从政”的经历轻描淡写地“删除”。
“我这一生，前一半教授，后一半记者。教授与记者的生涯，便是写作、演说、开会。前一半抽烟、后一半喝茶，八十岁有感慨，九十岁自觉轻松，连感慨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