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灾区安置点管理是目前主要任务
安置点的主要问题是管理
据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介绍，《四川地震灾后社会重建调查报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四川地震灾后社会重建调研组一行六人6月20日至6月27日八天在大邑县、北川县、都江堰市等四川地震灾区实地调研后写成的。调研中，研究者共对约500人进行了访谈，并召开了座谈会，接触了受灾群众、各级领导干部、军人、警察、援建人员和社区居委会管理者等。
分报告《地震灾区安置点的现状与管理》主笔、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家庭与性别研究室主任唐灿研究员告诉记者，目前，地震受灾群众安置分为三个阶段，临时性安置（帐篷为主，共3个月安置期，8月底完成向过渡性安置的转移）；过渡性安置（集中的活动板房为主，安置期为2~3年）；永久性安置（建房）。
“规模较大的活动板房安置点会成为受灾群众安置的主要形式。”唐灿说，“活动板房的生活条件在硬件上将基本满足受灾群众的需求，一些软件方面的需求也将产生。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现在安置点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硬件，而是管理。”
安置点管理面临挑战
“安置受灾群众人数从几千人到数万人不等，这种安置点是非常态的社会组织形式，常态下我们常用的两种管理机制——单位体制和市场体制都难以发挥作用。”唐灿介绍，“一方面，原来社区管理无业人员、单位管理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在安置点内难以实施；另一方面，在这样的大规模安置点内又不能完全按照有什么需求提供什么管理的市场机制来管理。”唐灿表示，对这样的大型非常态受灾群众安置点应该怎样管理，是需要摸索的。
唐灿总结了安置点管理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受灾群众心理波动、特殊群体照顾和新旧矛盾集中出现等三个方面。
报告认为，地震后一段时间的应激期过后，受灾群众将再一次经历地震灾害带来的恐惧与悲痛的心理阶段，再加上震后无业的担忧和烦躁，对未来的不可期待等情绪慢慢在受灾群众中产生，“安置点中受灾群众的心理问题不断增加，这对安置点的管理提出了挑战。”唐灿表示。
“尤其是孤寡老人和一些因地震致残的受灾群众，他们从原来完整的家庭生活一下子进入无人陪伴或者肢体残疾的新生活，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来适应。”唐灿表示，“尽管政府部门和安置点管理人员已经有一些照顾措施，但是受人力限制，这些特殊群体适应安置点的生活还有相当困难。”
进入过渡性安置阶段以后，一些原有的家庭矛盾重新出现，新的矛盾也会出现，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拼房”引发的摩擦。
在都江堰市勤俭人家大型受灾群众安置点“勤俭人家社区”，一间活动板房的面积是14或20平方米，按照规划需要住3~4人,而有些家庭人数比这个多或者比这个少，这样会产生大量的“拼房”现象。“在‘勤俭人家’，有大约一半以上的板房都是拼房，有很多都是两对夫妻合住一间板房。生活矛盾和不便在所难免。”
三点建议改善安置点管理
针对上述这些问题，唐灿研究员提出了三点建议改善安置点管理。
首先，唐灿认为，应该在安置点管理者和受灾群众之间引入“第三极”。“这个‘第三极’可以是志愿者，也可以是社会工作者，他们可以‘上传下达’，解决双方沟通不畅的问题。”唐灿表示，“志愿者和社会工作者可以照顾孤寡老人和因地震致残的受灾群众，帮助这些特殊群体更好地适应安置点的生活；他们还可以帮助疏导受灾群众，特别是无业的受灾群众的心理难题，安抚受灾群众的心理和情绪、激励和帮助他们树立自救自强信心。”
其次，唐灿建议，安置点应该鼓励加强自我管理。她举了“勤俭人家社区”的例子。在这个安置点，管理者从受灾群众中寻找一些“意见领袖”或者威望较高的人，让他们担任某一区域的小组长，参与管理。唐灿认为，通过这种加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方法，可以更好地应对安置点治安、受灾群众心理等方面的问题。
唐灿还建议，可以适当引入市场机制，激发安置点迸发出正常生活社区里应有的活力。“勤俭人家社区”安置了近万受灾群众。管理者在一开始就预留了六间活动板房，租给有条件的受灾群众开设小市场，结果六间不够用，报名租房的人有300多人，最后整个安置点有120间活动板房被租出去开设各种小店。安置点再拿这些租金创造了比规划多出数倍的工作岗位，以租金支付聘用人员的工资，这个安置点原来由国家支付工资的工作岗位只有80个，结果一下子增加到300多个，包括食堂、保洁员等等。唐灿认为，类似这样的适当引入市场机制的做法值得其他安置点借鉴。
解决失业劳动力就业问题是安置点管理的重要工作
报告认为，就业也是受灾群众安置点管理面临的重要问题。各地各级政府都在为解决灾后失业劳动力就业问题想方设法，并且取得了成效，但受灾群众就业问题仍很突出。唐灿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主要的困难来自三个方面：过渡性安置尚未完成，人们不敢离开；受灾群众缺乏技能，亟须加大培训力度；创业型就业（包括受灾企业的恢复）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
“安置点里，失业后无事可做的人大量存在，容易产生社会问题。”唐灿建议，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对受灾群众的帮助，应该从提供生活物资、心理干预阶段迅速转移到提供更多的就业培训和就业岗位上来，扶持灾区劳动密集型受灾企业在受灾群众中雇用劳动力。
本报北京7月1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