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从诗人到思想家
初次与邵先生见面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黄岩诗会上，此前有不多的笔墨往还，那时我写诗，邵先生在诗刊当副主编，是业余作者与编辑部领导的关系，没想到拉扯起来，他竟能记得我。这是我最初领略到邵先生超强的记忆力。
差不多也就从那时起，邵先生开始涉足更广的文化和思想领域。他写杂文，也写回忆录，秉承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以批判的眼光来清理现当代的精神遗产与直面当下现实。《沉船》、《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挣扎实录》、《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都是难得的文字，时过境迁，多少人惟恐留下自己从前的痕迹？尽力掩盖还来不及，邵先生却把个人当年所能找到的原始资料，以最坦诚的方式展现出来，由此揭示那个时代的真实状况，这是需要很强的道德勇气才能做到的事情。
他也经常就各种现实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譬如力主反腐败，但年复一年，文章归文章写，腐败却日甚一日，积愤之下，邵先生多次表示，再也不写这些劳什子了。然而牢骚管牢骚，看到新的问题乃至无法解决的老问题，还是忍不住站出来说话。
最近几年，每年开端，邵先生都要公布一篇重要文章，有时给报刊，有时挂在网上，也有时只是发到朋友的信箱里。去年，他说的是正好半世纪前那场被称为“阳谋”的运动，今年，又全面梳理了亦为半世纪前提出的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状况及其后果。
邵先生下笔有些焦躁，我能体会他的心情：时光飞逝，那些运动的当事者（包括推动与执行者以及受害者）有许多已不在人世了，也许用不了多久，一段重要的历史便会湮没，而不能正确面对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这样一个有影响的思想家，待人却非常谦虚好学。上世纪末，曾与邵先生一起出席在内蒙古草原上举行的笔会，不少国内顶级学人到场，阐述他们的学术观点，记得主持人请邵先生发言时他讲自己并非学者，没什么好说的，随即推开麦克风。会后我还看到他向许医农借发言记录，要重新温习那些学者讲演的内容。
也就是这次会议间隙，他说在报端看到我写的杂文了，与从前的文章风格很不一样，对这种关注社会的努力表示首肯。近些年，我一改自己笔下的文学腔，就不能不说与邵先生的指点有关。
最后再说件小事，一次在杭州开会，邵先生给我带了本他新出的书，一位当地朋友恰巧看见，以为我与先生很熟，事后托我向邵先生要一本他新书的签名本。这让我为难了许久，因为觉得自己与邵先生的交往实在还没到这样一种程度，如何可以随便开口索书？但怯于朋友面子，最终还是迟迟疑疑地向邵先生转达了这层意思，想不到邵先生接信就寄出大作，一点延宕也没有。诸如此类并不足道的小事，其实也是很可以见出一个人品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