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倾听民声正确判断“社会的可承受度”
对比2007年，今年改革工作意见除了确立新的重点任务，在基本原则上，增加了一条“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显得更加持重。此外，其他几条原则也有新特点：一是更加突出科学发展，把“坚持以改革促发展”改为“坚持以改革促进科学发展”。二是更加突出以人为本，将“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放在重要位置”改为“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出发点和落脚点”显然比“重要位置”更“重要”。三是更加突出考虑周详，将“及时把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用制度和法律确立下来”改为“及时把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表述更准确。
上述新特点，体现了对改革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改革理念的进一步成熟。但第五个原则变化不大：2007年是“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起来，确保各项改革平稳推进”，今年则是“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切实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可承受度统一起来”。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社会的可承受度”，与2007年一样，未曾有更深入更明确的阐释。
究竟什么是“社会的可承受度”？在互联网上，一时还检索不到权威的解释，可见这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定义。从字面上理解，“社会的可承受度”意为社会对改革的承受能力。然而，究竟如何来判断“社会的可承受度”、判断的标准和程序是什么、由谁来判断等，并不明确。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都是可控的，也是“看得见的”，因为力度可以由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体现出来，速度可以根据统计数据计算，但“社会的可承受度”却没有具体的量化的判断依据。
由于“社会的可承受度”存在模糊的地方，因此，在实践中，它就很容易带来某些消极影响。往往会出现改革者对此判断失准的情形，导致改革的超前或者滞后，给改革带来更大的成本，甚至失败。苏联的改革可谓这方面的殷鉴，之前苏联的改革停滞不前，是落后于“社会的可承受度”，但之后的改革则是明显超出“社会的可承受度”，它导致了苏联的解体，社会经历了一段较长的阵痛期。就我国来说，最近发生的瓮安事件和云南孟连警民冲突事件，暴露出许多深层次的矛盾。这些矛盾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最后以极端的形式暴露，这实际上就是地方领导对“社会的可承受度”不敏感、判断失误，导致相关的改革措施严重滞后。
可见，确保改革者能够准确地判断“社会的可承受度”，是至关重要的。今天我们在各个领域的改革，究竟是落后、超前还是恰好符合“社会的可承受度”，这需要理性、准确、负责的判断。由于“社会的可承受度”本身定义并不清晰，因此，从广义上来讲，它可以涵盖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公民受教育水平、公民对改革开放的认识水平、社会管理水平等诸多方面。但显而易见，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民意，即公民对各个领域改革的期待和决心，他们是否愿意、同时是否有能力承受改革的后果。当民意强烈期待某项改革并能够为此承担后果时，就说明“社会的可承受度”已经基本具备，改革完全可以积极推进；反之，当民意对改革还有疑虑或认识偏差，民众并未做好承受后果的准备，那么，改革就应该稳重起见。
所以，判断“社会的可承受度”，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让民意说话，体现民主。这要求改革者必须更加善于倾听民声、集中民智、汇聚民意、体察民情，一切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依归，而不能把“社会的可承受度”作为迟滞或者过激推进某些改革措施的幌子。对于“社会的可承受度”，有必要探索建立科学、完善、合法的制度体系，按照严格的程序和标准，使之得到依法、民主、科学的判定，避免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