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背后是特权”
“关键是造假者为造假失败付出的成本太低廉！”针对湖北高考生民族成分造假事件，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别敦荣教授这样评述。
在别敦荣看来，湖北高考生民族成分造假事件，是整个社会不良风气在高校招生中的反映，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
别敦荣教授分析，在我国，对这样的造假行为，司法的介入不够，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款予以约束和制裁，只有党纪政纪处分。这是很可笑的事情，高考成绩一分的差距有时候是上万人的争夺，很明显，造假成功的获益要比造假失败的代价大得多。
别教授认为，这种现象也反映了政府机构的集体不作为。别敦荣说，这一造假行为涉及招生办、社区管理部门、公安部门、政府民族事务管理部门和学校等，所有部门和单位都是睁只眼闭只眼，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如果没有人揭发，根本不可能有人来追究其不作为或乱作为的责任。即使被查出，也是各个部门间互相踢皮球，责任认定分摊两难，这说明这样的审核制度至少在当前是无效的。
别敦荣认为，在这一事件中，了解少数民族加分政策的人是少数，而够能利用政策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从披露的情况来看，可能这次事件中像高考移民、海外移民、特长生那样涉及大宗金钱交易的不多，表面看来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和面子作祟，但是，毫无疑问，平头百姓是没有这种面子的，只有有头有脸的人物才能在五道关节中“过关斩将”，这是建立在特权基础上的人情。
“高考生民族成分造假影响是恶劣的。”别敦荣说，这直接导致了高校招生录取的社会不公；同时，这也是对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一种亵渎，走到了制定政策初衷的反面，帮助了不该帮助的人。别敦荣担心，加分所滋生的腐败不仅损害了高考公平公正的原则，破坏了高考的权威性，甚至可能直接沦为权势群体的腐败通道。
别敦荣说，纵观事件全过程，充分暴露出社会的特权阶层和权力部门的公信力的严重缺失。各级政府部门、权力部门本身应当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者，每一个签字、每一个公章都应当反映社会公平正义，但是，在这一事件中，恰恰相反，每一道程序都被滥用了；而每个造假者都有着常人所不具有的社会地位，他们应当是社会的道德楷模，公信力的代表，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将权力用于为自身谋取私利。他们何以取信于民？
对于社会上将“民族成分造假”归咎于应试教育的弊端，认为类似事件是应试教育痼疾的观点，别敦荣并不认同。别敦荣说，腐败产生的根源还在于制度设计上出现了问题。正是由于加分制度设计本身不够严密，而对权力的制约监督又形同虚设，再加上运作过程的不透明不公开，才使得高考加分政策在一些地方被严重异化了，成了一部分人以权谋私的工具，而这些在任何教育形态里都可能产生。
别敦荣说，这样的事件也提醒我们，相关环节的漏洞很多，单纯依靠政府和追究制度不能解决问题，关键是要完善相关制度，同时实行阳光招生，要让政策的执行在阳光下进行，让社会公众来参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