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横流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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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摄影：钟魁润 谭超 |
成王败寇则是这些话题的基本结论，英雄狗熊也就此分野。
那是在战争年代。血与火会对一支军队进而对一个国家做出严格检验。
那么和平年代呢？和平年代还有没有这样的检验？如若没有，为什么？如若有，是什么？
黑格尔说过，和平是一个民族的腐蚀剂。其结论颇有过分之处，其中些微合理的部分是：战争时期寒光闪闪的刀剑，和平时期可以变得锈迹斑斑。多少支战争年代身手矫健的军队，和平年代变得步履蹒跚。
于是和平年代的军队，往往被认为是缺乏甚至没有英雄的军队。和平年代的军人，往往被认为是缺乏甚至没有英雄精神的军人。和平年代似乎也就成为没有英雄，也不需要英雄的年代。
这些结论在今天的中国只有终止。
人们看到，当大兴安岭森林大火在疯狂地吞噬一切的时候，解放军官兵成建制地冲向熊熊烈焰。当桀骜不驯的长江洪峰撕裂拦洪大堤、九江城池危在旦夕的时候，解放军官兵千里驰援，成为捍卫人民生命财产的中流砥柱。当非典肆虐中国、国际舆论谈非典色变的时候，1200名军人和武警医务人员从全国各地汇聚北京小汤山，与非典展开决战。当空前严重的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解放军官兵排除万难从空中、地面、水面全力向灾区开进，民众看见翻山越岭强行军赶来救援的解放军官兵，第一句话就是：“大军来了，我们有救了！”
他们难道不是和平年代共和国的英雄？
1998年九江抗洪前线，一个叫嵇琪的勇士在九江大堤上10次晕倒，每次从昏迷中醒来又扛起沙包投入抢险战斗，当时大家还以为他是疲劳中暑，实际上他已是脑瘤晚期。
2008年年初冰雪灾害，各地车站大量旅客滞留。摄影记者拍到4名在广州火车站维护秩序的年轻战士身穿雨衣，斜倚在车站广场的护栏上，静静地睡着了。新闻报道配以感人的话语：“战士睡着了，千千万万的广州市民落泪了。”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震中汶川情况不明。值此关键时刻，武警部队师参谋长王毅率领200名官兵徒步强行军90多公里，最先突进汶川，向上级准确报告了震中的消息。这支英雄队伍中还有10名女性，年龄最小的18岁。
我们这个年代，难道不仍然是英雄辈出的年代？
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和平建设、和平发展时期，仍然需要那种视民众安危为自身安危、视民众苦难为自身苦难、视民众幸福为自身幸福的军人，仍然需要那种在沧海横流之时敢于挺身而出、横刀立马的好汉。
中国军人是具有英雄气质的军人。
这种英雄气质，来源于与人民群众的安危紧密相联。
在这样的队伍面前，我们才可以说：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非战争军事行动：军队到底是干什么的
非战争军事行动，指军事力量运用于除战争行动之外的其他军事行动。
问题出来了：军队到底是干什么的？
自古以来，它就是打仗的，杀戮的，征服的。即：它是用于进行战争的。
古罗马著名军事统帅恺撒留下名言：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
另一位著名军事统帅拿破仑也留下话语：我看见法国国王的王冠掉在地上，我用刺刀把它拾起来。
他们的语言里，充满了对指挥军队进行战争和征服所获得的自尊和自信。
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在《世界政治》中这样描述西方对世界的理解：“历史上，大多数国家是在战争中形成的”；“国家制造战争，而战争制造国家”；“征服与继续征服是大国存在的状态”；“防止被征服则是小国存在的状态”。
这些理论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军队、武力、掠夺、征服，是西方政治中最鲜明的标识和最有力的工具。德国元帅沙克斯18世纪就此概括了一句：所有的科学都有原理，惟独战争没有。
所以印度著名作家泰戈尔说：冲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
连美国西点军校的座右铭“荣誉，责任，国家”，也无不包含在征服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和西班牙人，实现美国版图极度扩张之后产生的尊荣与自信。
那时候没有人谈论“非战争军事行动”。凡是军事行动，几乎都包含战争。
今天的世界大不一样了。不仅是冷战时期相互毁灭手段的出现，也包括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全球性军事对手消失，作为武装力量在新条件下运用的新形式，“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由此而生。
1993年，美国陆军《作战纲要》用一个章节篇幅首次论述“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其含义是：美军将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参与国际维和、强制维和、人道主义援助、反恐怖、禁毒等不涉及战斗的军事行动，作为打赢两场大规模战区战争的重要补充。
1995年6月，美军以参联会主席名义颁布《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美军参联会同时制定了6部涉及反恐、维和、缉毒、撤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多项行动的纲领性文件。
2001年，美军《联合作战纲要》具体列出18种非战争军事行动样式：（1）军备控制；（2）打击恐怖主义；（3）对禁毒行动的支援；（4）执行制裁；（5）强行隔离；（6）确保航行和飞行自由；（7）国外人道主义援助；（8）国内支援行动；（9）国家援助；（10）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11）和平行动；（12）护航；（13）救援行动；（14）显示武力行动；（I5）打击与袭击；（16）对暴乱行动的支援；（17）反骚乱行动；（18）后果控制。
这个纲要的核心是通过非战争军事行动，达成不需战争行动就可达成或战争行动不能达成的特定效果，实现某些连战争行为都难以实现的控制，为新的美国全球战略服务。
1999年科索沃战争之后，“人道主义援助”成为美军非战争行动的重要方面，其《2020年联合构想》提出：“在人道主义救援或和平行动等复杂的紧急任务中，为在限定时间内达成国家目标，美军应能迅速做出灵活反应”；“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由多国部队、地区性组织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及志愿的私人组织提供的技能与资源”，以保证美军通过“非战争军事行动”达成预定目标。
什么样的目标呢？冷战结束后组织“人道主义救助”，成为美军通过各类演习控制其他国家的最好借口。一位日本记者评论道：“对美国来说，进行多国训练不仅可节约美军经费，而且可掌握参加国的领导权，可谓一箭双雕”；一旦出现冲突，可立即把参加过演习的各国军队纠集起来，进行“人道主义救助”行动。尤其是当美国宣布在全球各地都有所谓“人道主义利益”后，“非战争军事行动”开始成为美国干涉全球事务的一种新方式和新工具。
不同的职责使命，不同的非战争军事行动
这就是美军“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我们的重大差别，这就是为什么拥有1500余架运输机、一个航次可空运5．6万士兵、7600吨物资空运到世界各地的美军空军，全世界基地遍布、到处充当世界警察、打完喀布尔打巴格达的美国陆军，以11支航母编队游弋世界、要控制世界上16条海上战略通道的美军海军，当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发生后，面对国内的灾难救援，竟然是那样的迟缓和乏力。他们不但饱受国内舆论批评，连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也表示，他同全世界一样，对美国南部“卡特里娜”飓风灾民的困境和灾区秩序的混乱程度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
这支首创“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的军队竟然没有及时投入国内灾难救援，这真是一个颇为尴尬的问题。
但美军并不觉得尴尬。陆军发言人说：救灾应由州国民警卫队完成，不是陆军的任务。国民警卫队发言人反驳说：陆军在伊拉克作战兵力不够，原本能够用于救灾的国民警卫队大量抽调到伊拉克战场，造成国内力量空虚不是国民警卫队的责任。最后由美军南方总部司令出面，回答新闻媒体对军队救援不力的指责。这名四星上将更加振振有词：军队的所有装备和训练都是用于进行战争的，不是用于救灾的！
一句话令美国媒体集体语塞。毕竟其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首要之义，也是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
这就是在同一个概念“非战争军事行动”之下，不同军队之间巨大的差别。
中国军队从来没有把对自己民众的关心、帮助和对他们的灾难救援看作军队的负担或分外之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军之初起，就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传统。毛泽东说：“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这支军队从建军之日起，就与人民群众形成了天然的、血脉相通的、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这一点，是其他许多职业化的、雇佣制的军队所永远无法明白、无法理解的。毛泽东还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时光变迁，军队的职责使命也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从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提出的“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到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提出的军队要为国家的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再到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提出的“三个提供、一个发挥”，我军职责使命虽然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但人民军队的本色、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远不会变化。这是每一个中国军人内心紧紧握住的东西。在扑救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的时候，在与泛滥的洪水搏斗的时候，在勇敢走上抗击非典第一线的时候，在倒塌的废墟内倾听微弱的呼唤，然后舍生忘死投入救援的时候，内心紧紧握住的东西又被极大地释放出来了。
仅2008年以来，军队连续进行抗击南方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救援、支援奥运安保等多项非战争军事行动，显示出非战争军事行动日益成为国家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方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履行职责、完成使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实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起到了重要而特殊的作用。
快速反应和“一跃而起”的能量
抢险救灾，是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重要内容。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我军表现了很快的反应速度。
地震发生13分钟，军队应急机制启动。
地震发生两小时零7分钟，成都军区两架直升机冒雨起飞，察看灾情。
5小时30分钟，以某集团军工兵团为主组成的中国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227人乘专机赶赴灾区。
地震发生不到10个小时，1．2万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进入灾区展开救援。
5月13日，又有1万余名官兵及救灾装备空运至成都地区，中国航空史和我军历史上单日空运兵力最高纪录被改写。5月15日,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直升机行动在川西北展开。
速度就是生命，速度就是质量，速度就是效率，速度就是掌控。
2005年6月，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对军队参加抢险救灾的主要任务、与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协调关系、动用军队的权限和程序、军地联合指挥、平时救灾准备和经费物资保障等作了明确规定。其中特别指出：“军队是抢险救灾的突击力量，执行国家赋予的抢险救灾任务是军队的重要使命”，“军队参加抢险救灾主要担负下列任务：（一）解救、转移或者疏散受困人员；（二）保护重要目标安全；（三）抢救、运送重要物资；（四）参加道路（桥梁、隧道）抢修、海上搜救、核生化救援、疫情控制、医疗救护等专业抢险；（五）排除或者控制其他危重险情、灾情。必要时，军队可以协助地方人民政府开展灾后重建等工作。”
从以上任务之中就能明白，“一跃而起”的反应速度在其中的分量。战争中“兵贵神速”是用兵和制胜之道，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反应速度的意义更不同寻常。
从客观因素看，首先因为灾难救援中挽救生命的时间实在有限。经过汶川大地震，“黄金72小时”几乎无人不知，“以人为本”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生命救助成效已经成为判定行动成功与否的最高标准，成为激发军人忘我拼搏的最高境界。其次，因为灾难中局面容易失控，如果前期不能控制局面，后期处理成本将十分高昂。这就是为什么中外专家普遍认为灾难发生最初几个小时的动作，决定整个灾难处理的成本。没有速度就没有主动，没有速度就会失去对局面的掌握。
从主观因素看，因为军队具有力量集中、分布广泛、机动方式多样、指挥高度统一的特点，这些都是快速反应的基本要素。别人反应慢了，可以找各种理由求得原谅；军队反应慢了，1000条理由也难获得一次原谅。正因如此，军事力量历来是应对突发灾难事件的首要手段、关键手段和最后手段，其作用无法被其他力量所取代。
人人皆知快速反应的珍贵，但实际做到十分不易。一是灾难救助中面对众多意外情况，要实现救援人员及时到达、救援设备准确到位、救援行动有效展开，不知要跨越多少艰难。二是灾难往往发生突然，部队接到命令就要立即行动，几乎无时间筹划和准备，只能边行动边了解情况、边行动边制定计划。不能适应危机状态下的行动方式，就会损失时间，造成被动。三是灾难救援任务多样、转换频繁，往往刚进入一个领域，刚了解一点情况，刚熟悉一些过程，又要转入另一个领域完成突击。不能适应短时间内多任务衔接交叉的局面，同样要丢失时间，损失速度。
所以“一跃而起”谈谈容易，真正做到又是何等的困难。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救灾行动之所以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核心就是一个“快”字。
我军快速反应的能力首先得益于指挥调度能力。
灾区救援与战场作战虽然大不相同，但指挥调度却异曲同工。
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是抗美援朝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也是渡江战役以后长江流域最大规模的兵力集结。当时长江、嫩江、松花江共投入兵力36万，其中解放军31万，武警官兵5万，动用车辆23.68万台次、舟艇3．57万艘次、出动各型飞机（含直升机）1289架次。广州、南京、济南、成都、沈阳、北京六大军区和海军、空军、第二炮兵都直接参与了抗洪抢险。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救援，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部队集结最迅速、兵力使用最密集的一次。在很短时间之内，在远逊于长江、嫩江、松花江广大流域面积的川西北狭长山地，全军和武警部队共投入兵力13.4万余人，民兵预备役人员7.5万人，动用车辆32.6万台次，出动各型飞机（含直升机）4549架次、空运、空投物资6731吨。成都、济南、兰州等军区的部队和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参加救灾。
实现这样远距离大规模的力量调动和集结，除了指挥调度能力外，国家和军队的机动输送能力不可或缺：一是军队的陆上摩托化机动能力；二是军队的空中投送能力；三是国家的铁路输送能力；四是国家的战略空运能力。仅5月13日一天，23架军用运输机和12架民用客机就不间断飞行了78架次,将1万余名解放军官兵及救灾装备从多个集结地运抵成都地区4个机场。没有这样的能力，短时间内数万甚至是十万大军云集灾区是不可能的。
快速反应的最终标杆是及时到达灾区第一线。当山体滑坡阻断摩托化行军的时候，当烟雨迷蒙影响直升机飞行的时候，解放军进入灾区的步伐没有中断。让我们记住这些在大难面前表现出大勇、最先进入受灾核心区域的军人：
2008年5月13日13时35分，成都军区高炮团副参谋长杨卫东率20人进入映秀镇。
2008年5月13日23时15分，武警师参谋长王毅率200人进入汶川县城。
2008年5月14日11时47分，空降兵15名伞兵从4999米高度跳伞空降茂县。
……
胡锦涛主席2008年5月16日在北川中学救援现场对官兵们说：“在这场特大地震灾害面前，你们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牢记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迅速赶赴灾区一线，奋不顾身地投入抗震救灾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你们以实际行动使灾区群众增强了信心，感受到希望，增添了力量。你们不愧为人民子弟兵，党和政府感谢你们，全国人民一定会铭记你们的功绩！”
这是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我军获得的光辉与荣耀。
寻找短板——哪些方面需要提升和强化
毫无疑问，人民军队在灾难面前表现了一流的反应能力。
同样毫无疑问，我军也存在需要进一步提升和强化的方面。
首先是空中机动，特别是通过直升机机动超越复杂地形障碍的能力。
当很多部队冒着山体滑坡危险、徒步强行军翻山越岭进入重灾区后，《解放军报》记者报道说：“我军‘铁脚板’的硬功夫，让一些老将军由衷感慨：成建制、远距离、负重、持续的强行军表明，我们战士的身体素质以及战术素质，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在信息化建设中，我军的传统优势并没有丧失。”
发扬了过去的光荣传统，这是做得非常好的一面。另一面就是在信息化建设中，在继承过去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我军应该也必须具备一些全新的能力。
汶川大地震使公路、铁路阻断，地面交通网线严重受损，出现了直升机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但我军装备直升机数量少，地方单位拥有的直升机数量也不多，成为救灾突击力量中的明显短板。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陆军平均每万名官兵装备直升机在100架左右，全世界平均每万名陆军官兵装备直升机也达到14架，我军陆军每万名官兵平均装备的直升机数量甚至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这种差距，在汶川大地震救援中被明显感觉出来了。军队一位兵器专家分析说，直升机“数量不足必然导致训练以及使用经验上的不足，配套设备不完善。尽管参与救灾的机务人员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合格的技术水平，但地理环境的限制、气象条件的限制、训练水平及专业配套设备的限制，制约了直升机使用的效率和效果。”这一评价中肯且透彻。
2005年，美国政府和武装力量针对“卡特里娜”飓风灾害的救援行动虽然姗姗来迟，但因为拥有大量直升机，一旦到位，24小时内就进行了超过1000架次的直升机起降。这一方面说明其军方和民间拥有足够的直升机用于救援，另一方面可看出其航空管制能力很强，可以指挥如此大密度和高强度的空中行动。这同样是我军在今后救援行动中需要大力加强的领域和方面。
第二是远程投送能力。
远程投送能力是衡量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标准，是保持军事行动主动权的基础支撑。国内救灾的兵力调动，我们可以依托国内公路网、铁路网，还可以动用各大航空公司的空运力量，那么超出国境线的国际救援行动呢？中国作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承担有大量国际义务，完成国际救援任务在所难免，军队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决不会仅限于国内区域。
以2005年印度洋海啸国际救援为例，当时各国出动的力量如下：
英国：3艘舰船、6架大型运输机、两架直升机，380人。
美国：两艘航空母舰，3支救援舰队、19艘各类舰船，90架直升机，13000多人,越战结束后在亚洲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法国：1艘航空母舰、6架直升机，1000多名官兵。
德国：1艘供应舰，2架直升机，一所野战医院，36名专家和100名队员。
日本：3艘舰船，陆上自卫队100人，空中自卫队230人，海上自卫队640人，还有一支58人医疗队。
俄罗斯：两架IL－76运输机，1架直升机，若干救援队员。
新加坡：两艘舰艇，数架“大力神”军用运输飞机和直升机，军队医疗组，3000名士兵。
中国：中国国际救援队（由国家地震局救援队、某集团军工程部队、武警总医院有关人员组成），共计230人。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我们的差距。230人的中国国际救援队乘国际航班抵达印尼，最后是转乘新加坡提供的美制C－130“大力神”运输机，才抵达班达亚齐救灾第一线。事后美国《纽约时报》评论道：中国提供的救援资金不如美国和日本多，后勤支援能力也不如美国，只能眼看美国军舰迅速驶向灾区，眼看美国军用直升机向灾民运送最急需的物资。
《纽约时报》说了一些实情，又瞒了一些实情。美军的航母编队开进、飞机起降、油料损耗、人员补助等费用，全部算入救灾款之中，其提供的那笔钱最后几乎被自己花完，所谓“救灾款”，实际上不过是一次练兵费用。中国的救灾款项却化为实实在在的衣服、被装、食品、药品等，但由于我们缺乏将这些物品送到灾民手中的投送工具，不得不依靠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军的运输和投送。于是一段时间内，印度洋海啸救援出现了“美国大兵分发中国物资”的奇景。参加救援行动的中国同志回国后万分感慨：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必须具有像样的远程投送能力，才能让其他人尤其是灾区难民知道，中国是真正负了责任的。
所以大飞机项目在中国终于上马。2007年年底温家宝总理说：“让大飞机飞上蓝天是国家意志，不仅必须做，而且一定要成功。我坚信这一天终会到来，多少代中国人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第三是复杂条件下的信息保障能力。
就覆盖范围来看，可分为“小”信息能力和“大”信息能力。
“小”信息能力即地区内的通信能力。汶川大地震使该地区通信台、站、网受到毁灭性破坏，正常通信联络受到极大阻碍。人们看到我军首先进入灾区核心区域的指挥员，基本是用海事卫星电话与指挥部联系、其他通信工具基本无效，随后灾区内多军种、多部队之间的通信也不断产生问题，只要没有民用手机信号，通信联络就出现障碍。可见就“小”信息能力而言，我军需要改进和提升的地方也为数不少。
“大”信息能力指从更大范围把握特定区域宏观情况的能力。
英国路透社报道，汶川地震第二天即5月13日,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的情报分析人员，已经在分析由间谍卫星获取的四川大地震图像。5月15日，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在网站上刊登利用陆地观测卫星（ALOS）观测的四川地震地区资料图。同一天，台湾“福卫2号”卫星拍的震区图片也在网上公布。
汶川大地震中，我们国家共有9种型号的15颗卫星为救灾提供支援，但其中的遥感遥测卫星不多，特别是由于最初几天灾区上空阴云密布，只有雷达探测卫星的波束才能穿透云层拍回地面图像，使我们在救灾的初期阶段通过太空了解掌握灾情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我们成功进行了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开展了嫦娥探月工程，但国家在轨卫星数量少、军用卫星数量更少的现实和探测感知手段不多、能力不强的现状，在救灾过程中显露出来。
5月12日15时30分，汶川大地震发生一小时后，中国国家航天局启动国际减灾合作机制，向《空间和重大灾害国际宪章》成员提出卫星数据申请。5月13日14时，日本航天局向我提供ALOS遥感卫星拍摄的受灾地区雷达卫星遥感图片。5月17日，美国DigitalGlobe公司中国代理向我提供“快鸟”卫星拍摄的5月14日、15日、16日三天高分辨卫星影像数据。5月19日，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向中国提供首批非保密卫星图像。截止到5月19日，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尼日利亚等7个国家，向中国提供地震灾区卫星遥感影像技术支持。
每个中国人都十分感激汶川大地震中各国救援力量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不管这种支持和帮助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是资金的还是技术的。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才能主导国际援助，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方面我们的需求很大，空白很多，必须保持清醒。“一跃而起”的快速反应能力是瞬间的能量爆发，它依赖于长期的默默耕耘，默默积累，默默储备。
2008年结束之时，应该成为我们新一轮默默耕耘、默默积累、默默储备的开始。
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核心军事能力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武装力量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已成为当今世界军事发展的共同趋势，许多大国都把军队执行与完成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作为军事变革的重要方面，强化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也成为军队建设的新兴领域。
但仍然需要强调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并非军队的核心军事能力。就新世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核心军事能力依然是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我们依然需要牢记我军存在的“两个不适应”：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军事能力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克服“两个不适应”，仍然是我们努力的主要目标和方向。我军要应对多种安全威胁，首要的是应对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威胁；我军要承担多样化军事任务，首要的是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离开了这一核心能力，其他能力只能成为摆设。只有强化核心军事能力，完成其他军事任务才能获得坚实可靠的能力基础。
第二句话是：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检验、培育和辅助生成军队的核心军事能力，是新形势下增强我军核心军事能力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和平时期，非战争军事行动成为我军经常性、现实性重要任务，遂行这一任务的过程，就是对我军现有理论、机制、装备、训练的检验过程。例如2008年抗击雨雪灾害和汶川地震救援这两场大规模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全面检验了部队的政治素质、战备水平和快速反应能力，全面锻炼了各级指挥机关应对突发事件的指挥处置能力，是和平时期军队遂行多样化任务的一次珍贵实践，更是对我军应对突发事件的难得考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深刻地分析说，抗震救灾不是打仗，近似打仗，是一场大规模的联合作战式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是对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一次难得的实践锻炼，使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我们国家的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军队的发展也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安全威胁的多元化，决定了我军承担军事任务的多样化：既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又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既要维护国家生存利益，又要维护国家发展利益；既要维护领土、领海、领空安全，又要维护海洋、太空、电磁空间安全以及其他方面的国家安全；既要维护国内安全稳定，又要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联合国维和、国际反恐、国际人道主义救援。
沧海横流之中，我军的传统在继承。我军的使命在延伸。我军的职能在扩展。
沧海横流之中，中国正在努力建设一支与国家地位相称、与新世纪军队历史使命相适应的军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