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要我监督”到“我要监督”
她的第一句话就让接待她的工作人员愣住了：“我来看看我们乡雷书记前几天在电视承诺的具体内容，便于我们监督。”
像玛尔孜亚这样主动要求监督的群众，在阜康越来越多。
“能不能把工程规划给我看看。”45岁的吾散是阜康市三工河哈萨克乡的义务监督员，自从乡里承诺新建牧民定居工程以来，他就时不时地到乡里了解工程进展情况。
吾散说：“乡里向我们这些牧民作了承诺，我作为监督员就应该对这个承诺进行监督，也是对乡亲们负责。”
面对这个监督员，工河乡乡长拖海不敢怠慢。他把吾散请到了定居点，给他介绍今年的规划。工作有一点进展，乡长就会把吾散请来，向他介绍进展情况，听取意见。
从过去“要我监督”，到如今“我要监督”，一种监督的氛围在阜康慢慢形成。
上斜沟村有一个占地1000平方米的文化室，年久失修。2006年该村新建了文化室，想把旧文化室卖给村民当宅基地，所得款项为新文化室添置点设备。该村村主任打算按1．8万元的价格，把旧文化室卖给一个跟他关系不错的村民。
村民“义务监督员”吴加宝知道后不干了。“这是集体财产，咋能悄悄地说卖就卖，还卖得这么便宜？！”他找到镇长王耀生说。
几天后，镇上派出纪检干部会同村委会成员、村民代表和竞拍户共计20人，对旧文化室进行公开拍卖。结果，旧文化室以4万元的价格成交。
“我文化不高，可是我知道集体财产不该被贱卖。这种事我这个‘义务监督员’不监督，哪对得起这个称呼？”吴加宝说，义务监督员不应只是个摆设。
和吴加宝有同样感受的，还有五官梁东村的村民们。
与其他乡村一样，五官梁东村也有个村民理财小组。小组的作用，是监督并决定村里的公务支出。
“民主理财小组的章子是组长一个人管，公家的钱咋花掉的，谁知道？！”村民常有这样的质疑。
“有的时候，村上有些必要的开支，理财小组组长不理解，就不盖章子，真是没办法。”村委会成员也有他们的怨气。
一方是村民要求更彻底的财务监督，一方是希望民主理财的方式更加民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为啥不像人家云南的村子学习，把我们村的民主理财专用章也分开？”有村民这样建议，“这样的话，公款怎么用、用到哪里，就更容易监督，更清楚了。”
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镇政府的积极响应。“这是个绝好的事情，一定要充分尊重群众的这种民主意识，把这个事情办好。”王耀生说。
一枚长不到5厘米，宽不过两厘米的长方形塑料印章，在刻好“某某村民主理财专用章”的字样后，根据村理财小组的人数，被切割成3至5块，每人各拿一块。凡是公款支出需要盖章时，经理财小组多数人同意，这些被分开的专用章合盖后，支出方能被通过。
如今，九运街镇已在所属的34个乡村里的12个村，推行这个被当地人称作“三瓣章”的基层民主理财新制度。
“现在，没有我们3个人合盖的民主理财专用章，村里想随便花一分钱公款都不可能，村民们也更清楚公家的钱是怎么用的了。”五官梁东村现任村民理财小组组长周忠新说。
阜康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逐渐得到公认。
“百姓民主意识，监督意识的觉醒，远比我们建一个透明政府意义更为深远。”阜康市委书记曹志文感到欣喜与欣慰。
民众通过自己的顽强表达，改变了政府的一些行为，政府也从民众理性的、负责任的发言，打消一点对民主的顾虑，作出了各方都比较满意的决策，顺应民意。
“误解和怨气一天天少了，理解和宽容多了起来，政府的决策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就近了，写信告政府状的、上访的情况也少了。”阜康市纪委常委易竹君说，“这是几年来我感触最深的地方。”
百姓民主意识加强，主动要求监督。而政府也一改过去被动地被监督，主动地请百姓监督。
从60多位一把手公开承诺到行风热线的热播；从民情收集站到义务监督员制的设立；从“民声指数”到领导干部电话号码的公开……这一切都是政府在“请你监督”道路上前行的努力。
这种努力和实践还在继续。
全市106个行政村全部配备了村级纪检委员。
每个村委会推选5~7名村民代表组成村级民主理财小组，除重大事项外，每月集中理财1次，重点对村级资金使用情况实施监督，严格规范农村集体资金收支程序。
由各乡镇纪委会同乡镇审计站、财政所、农经站对现任或任期届满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进行经济责任审计，防止集体资产流失。
“只有当民主是一种基本权利，从而把所有民生问题都纳入最广泛的公共参与、最严格的公众监督的机制之下，才可能真正让最大多数人受益。”李绍海说：“在今天的阜康，是否改善民主制度，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是非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