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集体项目还有无前途

    四分之一世纪之前，中国在奥运会上还在实现“零的突破”，但那时的集体项目，比现在好得多：女排成为了世界的几连冠，足球曾经身居亚太四强，差一步就进了世界杯决赛圈。

    集体项目的没落，似乎不能用“119工程”这样的金牌战略来解释。固然，“119工程”着重于金牌投资的效率，集中在的冷门的个人项目上，比投资于足球等热门的集体项目花钱少、见效快。不过，国家对一些大项目的投资并没有减少。比如排球、女足等等，中国队员保持着良好的专业训练条件，在这方面明显优于国外的主要竞争对手。带领美国队战胜了中国队又战胜古巴队的郎平，就不断感慨美国这些业余的大学生运动员训练是多么不正规。至于男足，现在的条件也比二十几年前好多了。那时国足队主力的月薪，大概仅够沙特队员一天的饭钱。如今呢，大家至少在收入上足以分庭抗礼吧？为什么原先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反而做不到了呢？

    这里的一大原因，还是集体项目与市场经济的转型严重脱节。二十几年前，队员教练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奉行的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行为准则，讲究集体主义，服从组织安排。进入市场经济后，外面的诱惑多了、机会多了，队员心眼儿也活了、不听话了。洋教练能怎么样呢？当年董方卓因为洋教练在世界青年杯中不把自己及时换上场，竟公然用身体冲撞教练，不仅不受惩罚，而且足协领导还说这是着急、有责任感的表现。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足球队屡屡受挫，人们开始怀念起险些带队冲出亚洲的苏永舜来。远在加拿大的苏永舜也频频摆出姿态，愿意回国执教。但足球界内一些人士不无同情地说，苏永舜先生还在做梦呢，他不知道现在的队员早已不是原先那样服从命令听指挥了。

    国外的集体项目，则按另一套逻辑运行。以美国为例。郎平带美国队，纯属一帮散兵游勇。平时大家在各地上大学，每年短期集训时才照面。而且今天这个功课太忙，明天那个要谈恋爱，后天可能有人不想干、要改练沙滩排球等等，一切都是个人自由选择，教练管不了。你简直不知道自己的队员在哪里、明天还来不来。毕竟，人家是业余的，不靠排球吃饭，要奔自己的生活。但是，在美国的校园里，这种集体球类项目却有独特的教育功能，即培养队员的团队精神、领袖才能。平时大家散归散，但真凑到一起，就能以团队精神自我组织起来，并产生自己的领袖。看起来是散兵游勇，关键时刻毫不示弱。

    中国的集体项目则不具备这些精神气质。“团队精神”是所有参与者自发的凝聚力，而不是行政命令所塑造的“服从组织”。“领袖才能”也和我们小时候当班干部不一样。当班干部必须迎得老师的欢心，老师叫谁当谁就当。领袖才能则要有对同伴的个人感召力、能说服大家甘心情愿地接受自己的领导。我的一位在美国搞教育学的朋友到中国的名校帮助评估，最后他说该校学生“缺乏团队精神”，弄得校方人士面面相觑。

    中国社会缺少一种自我组织的能力。一旦那种自上而下的权威结构随着计划经济的瓦解而动摇，人们面对必须把自己组织起来的前景就会不知所措。这也是中国集体项目衰落的精神因素。这里的唯一例外，也许就是男篮。男篮的崛起，不仅归功于懂得团队精神的外国教练，更归功于以姚明为首的NBA球员能够把在外面学到的团队精神带回来。姚明对中国男篮的贡献不仅仅是弄几个“两双”，而是他最终成为队里的精神领袖。

    所以我一直说，中国的体育要教育化；中国的教育部门，也应该懂得如何用体育塑造学生的人格和行为规范。体育的竞技就是市场竞争的模拟演习，进入市场经济的教育体制，至少要学会如何运用这个模拟器。至于中国体育界，就更应该理解这一点，否则集体项目很难再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