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平们对世界的新贡献
顾拜旦复兴奥林匹克运动，意图是希望全世界的青年人走到一起，彼此了解，从而促进世界和平。
不过，现实并不像顾拜旦所期望的那样，早期的奥运会连续几届都成了世界博览会的陪衬。后来在柏林奥运会上，又成了宣传日耳曼种族优越的舞台。二战后的奥林匹克又成为以美苏为代表的东西方两大集团冷战时期特殊较量的舞台——几乎成了用奖牌数量来评判制度优劣的大会。最为严重的是，这个时期接二连三的抵制运动，几乎使奥林匹克陷入彻底分裂甚至停办的绝境。
这种局面直到汉城奥运会终于有了根本转机。造成转机的原因很多，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导致冷战格局的结束；另一个是洛杉矶奥运会首次以商业化模式运作的巨大成功。前者大大淡化了奥运会的政治意味，后者则极大激发了各国申办奥运会的热情。
回首112年的奥林匹克历史，死抠顾拜旦最初的原则，那么“商业化、职业化”两个原则被颠覆，确实可能让很多人觉得当代奥林匹克运动已经面目全非了。但是仔细观察还是能发现，恰恰是商业化和职业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各国运动员拥有了更多的“自我”。尤其是那些影响力巨大的明星，他们不再是任人摆布的“意识形态”的较量工具，这反而使奥林匹克运动的初衷得到了体现。比如中国球星加盟NBA，当他们在北京赛场上再相遇的时候，中美球员之间的熟悉程度，中国球迷对美国球员的熟悉程度，甚至是喜爱程度，已经远非闭关锁国时可比了。
商业化和职业化的这一作用，在欧洲五大联赛表现得更为充分。无论你是巴萨迷还是曼联或AC米兰的追星族，你都同时可能喜欢上那些并不属于同一国家的球星，这有助于你对那个球星的国家产生很多认知。现在人们常说“地球村”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果实。五大联赛，对于那些来自不同国家的球星而言，也就是个缩微版的“地球村”，它的出现则更早了。
没有商业化、没有职业化，就不可能有“球星出口”。同理也就不可能出现许多世界顶级教练在全世界范围内游走，各国争相聘请的现象了。
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尤其是80年代以后，商业化、职业化以其锐不可挡之势，冲破了曾经看似铜墙铁壁的意识形态障碍，它在历史上第一次让人们在欣赏体育运动时，能极大地超越了种族和国家意识樊篱，也因此无形中使现代体育运动对世界和平有那么点实在价值。
没错，尽管顾拜旦确立的奥林匹克原则中的一条就是，每个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只代表个人，但奥运会现在依然烙着相当清晰的“国家”烙印。不过，若从历史的横轴观察，这种烙印逐渐减弱。
无论是郎平执教美国女排，还是世界顶级的击剑教练鲍埃尔执教中国队，无论他们执教的对象是否会与他们祖国的队员在竞技场上对垒，他们都不可能再悲惨地沦为冷战时期“与祖国为敌”的人了。
在上世纪的日本，著名棋手濑越宪作培养了三个不同国家的弟子：吴清源，桥本宇太郎，曹薰铉。濑越先生曾说：“中国是围棋的母国，围棋是经朝鲜半岛流传到日本的，而日本是他的祖国。作为一个棋手我应该知恩必报。”他培养了三个不同国家的杰出棋手，死而无憾了。
如果说当年濑越之举需要很高的境界，普通人无法做到，那么现在这就根本不是问题了。事实上，无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围棋的崛起，还是女排的崛起，恰恰都得益于日本。前者受益藤泽秀行先生极多，女排的崛起更是直接得益于日本教练“魔鬼大松”的执教。
在商业化和职业化两只轮子强力驱动下的今天，曾经热闹喧嚣的“海外兵团”，如果不经搜索几乎已经不知所谓了。如今，无论是韩国的金昶伯执教下突飞猛进的中国的曲棍球，还是培养了肖恩的前中国体操队员乔良，这在全世界都已经司空见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