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学者眼中的改革与废墟
一语惊四座，尽管四座只有我。以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论，恐怕没有比世界上古史离现实的中国更远的了。但学生的话仍使我陷入沉思。我得承认，这种出题倾向首先与个人偏好有关。我不喜欢千年一日的停滞感，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都秉承着同样的人生理想与态度在原地打转，除了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你看不到实质性的变化，一代人的出生仿佛就是为了程式化地在历史的年轮上再多绕一圈，这样的生存图景太令人绝望了。而能够从旧格局中开一全新格局，从而使历史体现出应有的历时感的，似乎只有改革。
以世界史论，很难想象，没有梭伦改革，希腊如何开启西方民主文明的传统；没有塞尔维乌斯改革，罗马如何从第伯河边的蕞尔小邦发展成为将地中海内湖化的梦幻般的古代帝国；进而及于中世纪，没有查理·马特的军事改革，以土地为纽带的封君封臣关系，即封建制如何确立其千年的统治；而没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西欧社会如何走出哥特式教堂的宗教蒙昧主义的巨大阴影，迎来理性主义第一缕阳光的拂照；进而及于近代，没有君主立宪制改革，英国如何把自己和整个世界带入资本主义发展的快车道。人类历史之不同于自然史，之超越于自然史，就在于人类社会是由政治军事组织、所有制、意识形态结构和宗教信条等制度性语法加以规范和型塑的。由此，成功地改变这一语法规范的人或集团就成为历史段落的划分者，并在每一段落中，成为主题句的书写者和主旋律的定调者，成为这一段历史的创世者和立法者。这样看来，改革就远非一个事件，而是理解长程历史的最佳切入点，自然也成为历史知识的最佳考察点。
我同时无意于隐瞒，我在选择这些考题时总隐约着一种激情，希望以这种方式向那些兀立历史潮头的改革者致意。就历史中的个体而言，他们以不世出的创造力、意志力和行动力光耀了所在民族的名。他们有着最诚实的耳朵，敏于倾听大地深处的民族之音，从而代民族立言；他们有着最深邃的眼睛，目力直接与地平线之外的未来相接；他们有着最浪漫的情愫，不能容忍因循守旧和抱残守缺；他们有着最恣肆的想象力，能在看似不可能中开出新的可能；他们有着最强悍的灵魂，明知改革者命途多舛，却为着将历史的车轮扳上理想的轨道不舍其志。这样的人，无论就其巨大的人格魅力，还是就其巨大的影响而言，都堪称历史河床上的中流砥柱。在他们投下的巨大身影面前，那些治乱兴替中批量涌现的文臣武将，则不过是浮沉于历史之河的充满惊惧的鹅卵石。
对历史有着如此理解的人，决非在迎合这个时代，但怎能不拥抱这个时代。
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自那位老人在南海之滨画下了一个小小的圆圈，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那个小圈竟然扩展成方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圈。扩展之处，深圳般摩登的都市神奇崛起；扩展之处，蛇口般发达的工业园区鳞次栉比；扩展之处，体制与文化的创新竞相推进。到深圳不再特区，小圈消融于大圈之时，中国这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居然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城市居然被目为二十一世纪建筑文明的奇观，中国政府被公认为世界最高效最有组织能力的政府——此次汶川大地震中政府的表现即为最近的证据。
这一扩展过程同时也是制造与告别废墟的过程，物质的、制度的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废墟。并且，伴随改革的深度掘进和废墟的累积，告别越来越变得一相情愿。来自废墟的声音正聚拢到“传统”的旗帜下，成为攻坚阶段的改革阵营的主要对阵者。我近年来之所以致力于对“传统”的历史学澄清，正因为在我看来，这或许是一个历史学者拥抱时代的唯一方式。
比如，有人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学传统质疑市场经济的后果；有人以“万国来朝”的传统帝国理念质疑现代民族国家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有人以“学而优则仕”的精英教育理念质疑高校扩招和一切体现现代教育公平原则的举措；更有人以保护文化原生态的名义吁请现代文明进程止步于僻远的村寨和灰色的古城之外。改革当然没有历史审判的豁免权。问题在于，当这些针对改革的质疑都纷纷借用“传统”的名义，即将“传统”撑成一个具有天然合理性的“超级能指”时，传统也就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了。
就理论表述、器物制度等文化表层结构而言，哪里有一以贯之的所谓传统？即以儒学论之，其初创时作为百家之一的儒家到西汉董仲舒独尊之儒术即有重大的变异；后来乃至东汉谶纬之学，乃至唐末复兴之孔教，乃至宋代王阳明之心性学，明代朱熹之道学，乃至作为五四之靶的孔家店，乃至兴于海外的新儒学，乃至于丹之“论语新解”，其间多少胡汉混成，多少梵华同化，又多少西风东渐。试问，作为传统的儒学到底是哪一个？
我反对将传统作为抨击现实的投石，首先是因为它的不公平。现实就摆在面前，纤毫毕现，不可免的缺憾无处藏身；而传统则可以在想象中任由涂抹，需要的话，可以涂抹成天国般玫瑰色的乌托邦。相对于这样的传统而言，现实永远是不尽完美的。如果要公平地比较，就应有这样的思维境界，即承认今天的现实也将成为明天的传统，而今天的传统亦曾为昨天的现实，从而在同为传统或同为现实的层面上进行比较。苟如是，则我认为，今天发生于中国的空前规模的中西文化交融与全方位的制度更新，以及空前的经济文化繁荣在历史上恐怕只有唐代才差强可比。那也是一次伟大的中西合璧，汉与突厥、中土与天竺的合璧，因而也出示了空前的繁华，只是规模和气度要逊色得多。
我相信，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人只是暂时难以适应“不均”带来的失衡感，并不是真的钟情于那缺衣少食的“寡”时代；我相信，主张“学而优则仕”的人本身即是精英教育的受益者；我还相信，那高喊着让现代文明走开，以确保那不幸的村寨与古城为传统守灵的人，自己却正在享受着现代文明的舒适与便利。
我因而对传统的诉求充满戒心。以我对本行业的了解，我不得不提出的问题是，文物工作者以古迹保护的名义与城建部门的博弈中有多少部门利益在其中？古籍整理者在拯救典藏的急迫呼吁中又有多少争取经费的考虑？
我不反对用于凭吊、研究、旅游甚至“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功能上的古迹发掘与修复；亦认为古籍在博物馆中的整理与陈列多多益善。但是，若是非要给这些行为赋予复兴传统的意义，换言之，以为靠这些行为就可以恢复一种传统，那它还是真实的传统吗？在人多地少的中国，让废墟与农田和民宅争夺地理上的地盘；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让线装书与新知识争夺智力上的地盘，这样的传统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真有所谓传统，那也是深嵌于民族共同体心灵的类似遗传基因的内在的文化编码，是四书五经和二十四史被接受为中国知识典范背后的价值结构，是四合院式建筑主宰中国几千年建筑史背后的心理秩序，是儒学之所以在历史上百摧而不折的原因，而不是儒学在历史上表现出的偶在形态。
如果有真的所谓传统，那也是我在每年春节前夕人头攒动的站前广场上，在每个行色匆匆归心似箭的黄色面孔上读到的传统；是我在即使蹬大板车和啃凉馒头也要供孩子读扩招后的大学的中年夫妇的背影上读到的传统；是我在无论染什么颜色的头发都照样为灾区民众慷慨解囊并在采血站前排起的长队中读到的传统；是我在伫立唐家山坝顶忧然神伤地签发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废除农业税法令的共和国总理的侧影中读到的传统；是我在世界上最大的政党的总书记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的阐述中读到的传统。而只要有这样的传统在，一座木结构的宫殿倒了，只是又多了一处废墟，一处有待告别的废墟，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