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我是农民的儿子

    在中国商业气氛最浓厚的广州，农民出身的林贤治和工人出身的筱敏都属于异数，有人把他俩称作革命作家，倒也名副其实，这两人的文字均如一团炽烈的火焰，放射出思想的光芒。其实说起来上世纪中国，广州正是革命策源地，孙中山先生北伐是从广州出发的，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办在广州，鲁迅就是为了追随革命潮流才来到广州的。

    前几年，我在《西湖》兼职，曾向林贤治言其事并约稿，得他回信：应当把杂志办得像个握紧的拳头。大概看看不像他希望的模样，起初并未给我稿件。

    他这股倔劲儿的确有点像鲁迅。而贤治最早行世的大部头著作，正是上下两册《人间鲁迅》。许多人读鲁迅，他是少数真正把鲁迅精神溶入血液里的。而鲁迅虽声称“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也用在工作上”，其实仍有些雅好，譬如印制信签、看电影等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贤治投身工作的疯狂劲还要超过鲁迅。

    在此之前，他写过《五四之死》，是对近现代思想史的梳理；至于令那一年洛阳纸贵的《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则是对当代思想史的追问，所有这些文章中，都有发前人之所未发的独到见解。

    这些年他在做一件事，即梳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从小说、散文到诗歌，统统来一遍。且不说别的，首先得看多少作品，然后才能加以品评，一般人谁去找这样的苦来吃？况且市场预期不明朗，辛苦写出来的书，不知哪一年才能面世。而他执著的劲头就像一个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农民——倒也不是没有期许，只因为天灾人祸，太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叫那些以土地为生者习惯了摸着石头过河，至于过不过得去，什么时候可以过去，且不管它。

    贤治至今乡情不减，他编过一本书，就叫《我是农民的儿子》，序言中写道：“村人大多善良，勤劳，俭朴，谦卑；历来尊重事实，不轻易相信纸上的理论，一生依靠自己，从无奢望；对于社会，唯渴求公正与和平，一旦逼上梁山，却不惜拼死抗争。即使到了后来，历经30年政治运动的改造和20年商品大潮的冲击而损失重大，农民仍死守着这近于古风的品质。我把这些看作与土地相联系的美德，除了他们，我不知道有哪一位圣哲可以从知到行为我提供一份做人的可靠的摹本？”

    如此尊重农民的文化人，今天并不多见。

    贤治与我年纪相仿，却有4个孩子，这在城里简直不可想象；他以文字为生却从来不用电脑写作；在诸如此类的粗枝大叶或细枝末节上，他都顽强坚持着传统的生存方式，并由此总结道，“农村所给予我的多于剥夺我的；而我，接受它的馈赠显然要比我所付出的多得多。”

    从贤治在《花城》我在《草原》时算起，神交已有二十余载，却只见过一面。那年广州《家庭》杂志开笔会，也巧，安排的宾馆与他工作地点正好相邻，得空去看他，是个瘦小的中年人，相貌平常，又一些年过去，如果再在大街上相逢，彼此可能都认不出来。但即使掩去其名字，我还是能够从一大堆文章中找出贤治的大作，他的文风沉雄有力，无人能仿。

    那种全然不是为了个人的内心焦灼，以及笔下渗透出来的巨大力量，都让人感觉这些文字应当出自一具魁伟的身躯才对，而事实上，他的身材正如中国南方农民，至今仍是瘦小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