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男足不是法治社会的落水狗

    在糟糕的战绩和球员不检点的共同作用下，男足俨然成为一只人人皆可喊打的“落水狗”。显然，“中国之队”的赞助商瑞士盈方公司也是“痛打落水狗”的参与者。如果仅仅从道德层面上讲，相信对于不少认同男足今年表现太烂的球迷甚至普通公众来说，他们一定会认为赞助商扣除“中国之队”赞助款项1000万元的要求，不仅合理，而且相当解气。毕竟，至少在很多人看来，对于中国男足这样“扶不起的阿斗”，怎样落井下石都不为过。

    但是从法律上讲，球迷或者公众对男足的讥讽，与赞助商的扣减赞助款并不是一码事。如果将男足看成一个抽象的“公众人物”，其实公众对于男足的批评，属于正常的言论自由范畴，是作为公众人物必须容忍的“不同声音”。但赞助商对赞助款项的支付则不同，它本质上要受到合同而非道德的规范。应不应该扣除男足的赞助款，不是赞助商能否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而是双方在合同中对类似情况有没有明确约定。

    如果在赞助商和男足签订的赞助合同中有“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不出线扣减赞助款”的条款，赞助商依照合同规定，自然有要求少付赞助款的权利，但如果合同没有相应的条款，则无论男足在今年赛事上的战绩如何之差，对赞助商来说，也是它必须自行承担的正常合同风险，而不能仅仅凭借自己的道德优势来获取法律上的强势。

    可按目前的情形，赞助商极有可能混淆道德优势和法律权利，试图让中国足协为赞助商正常的商业风险买单。毕竟，赞助商也坦言，“没想到中国足球今年的战绩会这么差”。虽然我们没有也很难看到中国足协和赞助商签订的赞助合同，但这样的表述意味着，至少在赞助商看来，男足狼狈的战绩已经超出了它们当初的商业风险估计。对于一个受合同约束的商家而言，既然你对商业风险的形势判断出现失误，你就应该自行承担这样的商业损失，而不能凭借道德优势进行转嫁。

    法治社会就是一个契约社会和规则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底线的规则意味着谁都不会成为被痛打的“落水狗”，即便是在道德上处于绝对劣势的男足也是如此，它的一些基本的权利，法律应该而且必须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