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方巾的吊脚楼还能承载多少文化想象

    这是一个已经开发了11年的贵州苗寨，9月上旬，记者参与某采访活动时来到这里。在时下名镇、名村纷纷挂起“原生态”旅游名号时，我对这里的确生发一些期待。同行的新华社记者告诉我，在贵州苗乡，越基层的地方越“天然”，“那里有的老人还不会讲汉话，能说几句的在他们那里就算水平不错的了”。听起来真不错，我坐了5个小时的车才到大山深处，应该算“很基层”了吧。

    进寨门之前的12道拦路酒，是游客体验苗族风情的开始。年轻姑娘、媳妇，满脸皱纹的婆婆盛装站在路边，手里捧着盛有米酒的土碗，“喝一口嘛”，苗寨人热情地把酒送到你嘴边，如果你不接或是对她笑笑摆摆手，她们就不再把酒碗往你跟前推了，这也许是她们多年接待游客的经验？

    游客在空场上观看苗族姑娘歌舞表演，几个小姑娘和老婆婆坐在路边随便向游客兜售四处可见的苗银手镯、绣花钱包和手机套。一位年轻媳妇坐在阴凉里绣着方巾，同行的伙伴随意问起她身边篮筐里一块苗绣方巾的价钱，她马上说，她家就在附近，还会有我们喜欢的东西，愿意带我们到家里去看看。

    爬上吊脚楼那陡峭的木制楼梯，她带我们到只有一张桌子和一个碗柜的“客厅”，墙上挂着两条扑满尘土的裙子、一根绣花腰带、一双绣花鞋，桌上是几块苗绣方巾。“前几天来了好多北京客人，买走很多东西，现在就这么多了。”“怎么没用，你拿回家可以放在桌子上，他们北京客人就把这些（方巾）铺在麻将桌上。”听说我们还想穿苗族盛装照相，她马上表示可以把自己的衣服借给我们穿，5块钱一次。下楼前，她不忘嘱咐我们，“下去后千万别说在我家买了东西，‘他们’不让在表演的时候做生意。”

    空场上的表演接近尾声。“你们等我一下，我先去表演”，这时，年轻媳妇穿上红色单衣，正往身上套厚重的苗族盛装外套。

    最后一个节目，广场上的苗族姑娘差不多都盛装上场了。表演结束后，她们轰地朝一个方向聚去，一个男人给每个表演者手里塞了一张红色小纸片，上边写着“盛装”二字，“到时用这个去换钱”，年轻媳妇告诉我们。

    聚集一起的苗族姑娘很快散开，三四人成一队地涌向游客。这时，如果你拿起一个双鱼图案的手镯，周围马上会伸过来三四只捏着类似图案手镯的手，一直到停车的地方，还能看见挎着篮子、问你要不要买个钱包的小姑娘。

    颇具市场意识的年轻媳妇和商业味道越来越浓的苗寨，这样的“原生态”会让人失望吗？答案是“不一定”。歌舞看到了，土特产买了，相片照了，如果能再到苗家的吊脚楼里坐坐看看，那不是很齐全吗？一位同行的台湾游客就说，她最喜欢的一次旅行就是在上海，“在豫园吃饭后，旁边有那么多卖东西的呢。”

    我无权评价苗寨是否过于商业化。2007年，我参加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时，曾听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苏东海这样说，“城市发展与文化保护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城市的发展是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当城市进入高速发展时，生产生活发生巨变，人享受物质文明的需要也越来越强烈。”确实如此，为了保护文化遗产和传统，就得让那些在物质上并不富裕的人民放弃过一种可能更好的生活？似乎无人有这样的干预权。

    再过不久，贵州省的旅游大会将在最大的苗寨——西江千户苗寨举行。眼下，通往那里的路正在修，也许今后到这里旅游就不需要再坐5个小时的车了。也许再过几年，苗寨的旅游经济会像丽江那样繁荣，也许也会像学者朱大可在《城市中国》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所说，丽江“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后，正朝着商业主义一路狂奔，它虽然充满了喧嚣和文化虚伪，却足以满足游客的民族想象。”

    当工业文化挤压了农业文化时，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消失的危险；到了后工业时代，人们重新又发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当然，除了对工业文化的反思，也包括对文化遗产的经济开发。在很多地方，传统文化被改头换面地成为当地消费文化的一部分，我们消费，我们快乐，当地人民也因此而“安居乐业”。只是，在多方利益协商后，在发展与保护看似平衡了的背后，这种被“豢养”的文化遗产是不是已经面目模糊？它的生命力和生长的可能性又能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