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患病 媒体能治吗
这种重视舆论、重视媒体对政府的谏诤其实也是有传统的，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让人家说话，天塌不下来”云云，可视为对媒体的一种态度。而今，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话语环境日见开放，媒体正在恢复其社会良知、政府诤友的价值。当然，其间不免有曲折、反复，甚至抵牾，总体情形并不乐观。
这一回，昆明市不仅建立了“舆论监督制度”，市委书记仇和还郑重表态，欢迎媒体给政府充当保健医生，或许会真的体现舆论的力量。不过，从现实生活出发，我认为，仇和的表态依然只是一种话语层面的表达而已，从话语层面进入制度层面，还需要艰难的努力。进一步讲，媒体能否真的成为保健医生，能否真的在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上监督政府，能否切实对政府的承诺做好跟踪督察，恐怕还得取决于政府愿否承认患病。
媒体报道提到，此番昆明市已经建立了“重大党务政务信息公开、主动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制度”，但具体到这项制度的保障方面，似乎还不很具体，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别具仇和特色的临时措施，缺乏成其为制度的必要支撑条件。这不免使人担心，如此制度，会不会随着仇和人在政在、人去政息？这样的事情，在以往其实是屡见不鲜的。
政府会不会患病？当然会的。比如一贯正确的政府，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经济人行为，其中个别成员，也可能因为私心而出现以公权实现私人利益的行为等等；比如由于组织系统的复杂而导致的政府机构臃肿、反应迟钝、冷漠无情、效率低下等“亚健康”症状，也正在逐步被认知，并招致不同声音的批评；再比如，政府的规章制度可能因为相对稳定性而缺乏灵活性等等。
然而，在我们的一贯语境中，大抵是不怎么承认政府患病的。政府是一贯正确的治理者，在古代，它的头上还有些神圣性的光环，“政者，正也”，怎么可能动辄患病？这些年来，尽管我们已经改变了很多，特别是令人欣慰地实现了政府“去神圣化”，承认政府也会出现种种问题，但遗风所及，仍使人在面对政府可能出现的错误面前，不免“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批评政府，是因为我们过于相信政府，而政府却时不时地有负我们的这种信任。确实如此，政府之所以需要媒体批评，是因为政府很难依靠自我诊治就能够恢复健康——尽管政府往往以此作为拒绝媒体的理由。可见，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政府、社会、媒体良性互动的社会。媒体、社会公众屡屡监督政府，政府则可借助这种外部力量实现改变、推动工作。
此外，媒体要充当政府的医生，其自身也是要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其在专业素养、职业道德乃至责任伦理的养成上，都需要很艰难的努力。这种努力，丝毫不比政府接受媒体监督更容易。
仇和一向重视媒体监督，善于借助媒体力量引导社会舆论、妥善应对公共危机。其本人也得益于媒体力量造出的“势”，这种“势”使得仇和能够延续其政治强人的传奇，并在中国社会不断创造奇迹。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倒是希望这位铁腕人物，表态之外，更应该切实从制度层面推动政府与媒体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