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活在博物馆里的洼里乡
半个世纪前，一片光秃秃的黄土地上，坐着个穿蓝色棉袄的男孩，不远处是大人们春耕的身影。而就在下一刻，同样的地方生长出“鸟巢”、“水立方”和奥林匹克公园。
一百多年前，一个兰姓大汉从山东恩县向北逃到京城，正巧遇上为道光皇帝的第四个女儿修建坟墓，便以修坟人的身份定居下来。而作为其第七代后人，兰代龙5年前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农家小院，搬到距离故土5．22公里之外的楼房里。
五百多年前，明朝的工匠在一片洼地里修起一座龙王庙，从此成为附近村民烧香的主要场所。而在这个夏天的北京，这座更名为“奥运村村长院”的地方接待了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和美国总统布什等各国贵宾……
在这座“洼里博物馆”，随处可见世事变迁。变迁的起点是在2001年7月13日，北京取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为了修建奥运村，位于朝阳区西北边沿的洼里乡开始整体搬迁。截至2007年，洼里乡共关闭148家企业，拆除3974户房屋，迁移了23000人口。
这个拥有500多年历史的乡，彻底在地图上消失了，并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着自己的记忆。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一个月，洼里农民自己投资的博物馆开馆。在这座用木板和石块搭建的房屋门口，写着这样的文字：“洼里人把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把说也说不清的亲情，把数万洼里人和自己的事业……全部奉献给了国家奥林匹克。”
儿孙们，还会记得洼里吗
一个周三的下午，博物馆有些冷清。偶尔有三两个观众，都是来附近饭馆吃饭路过的。解说员兰代龙坐在木椅上，默默喝着绿茶。但一听到要聊洼里的历史，他立刻来了精神。这个56岁的中年人从抽屉里拿出不锈钢教鞭，大跨步走进一个标为“洼里形成厅”的展厅。
在大约20平方米的空间里，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黑白照片。“这是曾经的洼里，自然风景特别美。”他指着其中一张图片说。只见一条散漫的小河旁边，长满了芦苇，远处依稀可见两户砖瓦房。
在村民杨德禄印象中，河边什么鸟都有，脖子上带红的“红点颏”，浑身像海水一样蓝的“翠鸟”，还有嘴长得像鹰一样的“户不拉”。他的哥哥杨德山则还记得，冬天的时候河面上全是水蒸气，“就像一条白龙”；而到了夏天，整个河沟里满是鱼虾，“拿着箩筐大把去捞”。
但这些记忆面对现实时变得支离破碎。今年8月中旬，他们十多人来到了奥林匹克公园。这块绿色公园的前身，恰好是祖屋所在地。
“什么叫面目全非啊！”杨德山说，“什么都找不着了！”几经辨认，他终于发现了老叔家的一棵杨树，孤零零地立在靠近北五环的一座小山的西南角。
在北京残奥会开幕前夕，杨德山坐在位于京郊的一间写字楼里，禁不住哽咽起来。他现在是一家有200多名员工的企业的老总，刚刚结束了一场商务会议。
小他3岁的弟弟杨德禄对于故乡有着同样的感情。两年前的晚上，他在梦中遇到了儿时的伙伴“生子”和“四头”。两人提着十多把打鸟的夹子，大声喊道：“三哥，我们打鸟去！”
梦醒之后，他揉揉眼，发现自己哭了。“睡不着了，索性起来，在屋里、院里来回走，突然，一个念头出现在脑海，建一个洼里博物馆……”杨德禄这样描述自己的灵感。
他们这辈中年人，难免担心后代对于故土的遗忘。兰代龙亲眼看见一幕，婆婆因为拆迁哭得稀里哗啦，媳妇则在一旁不停叫好。他自己正在上大学的儿子也说，“这些破烂，早就该拆了”。
“儿孙们，还会记得洼里吗？”老杨有些惆怅。这成为他建立博物馆的初衷。
去年年初，十多名曾经的洼里乡干部和企业家聚到了一起，讨论建立博物馆事宜。在杨德禄的提议下，建馆地址选在了他开办的“乡居楼”。这座投资数百万元的农家庄园，搭建在距离奥运村18公里远的一条河边。
钱都是私人出的，尽管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本来该是国家出钱的事情”。
旧乡亲得知建馆的消息，有些人挤公交车把保留的老照片送来。“屋里的东西，需要什么拿什么，到时去合个影就成。”乡干部还把档案资料都借给杨家兄弟复印。
一些人私下里讨论起距离不远的大屯乡。1990年之前，这个位于北京城正北中轴延长线上的乡镇，拿出87％的土地用于建设亚运场馆及配套设施。
从没人想过要建大屯博物馆。这让洼里人很有些“优越感”，“他们该嫉妒了，那个时候，没人有这觉悟”。
2008年7月18日，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洼里博物馆在北京昌平开馆。200多名乡亲重新聚会。他们采取钻木取火的方式，用松木点燃了属于自己的奥运圣火。9个村民代表还像模像样地围绕在博物馆周围，做起了圣火传递活动。
谁有钱了不愿显摆显摆
事实上，早在1992年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的时候，兰代龙等人就知道自己的家乡将和奥运挂上钩了。在那次申办之前，奥运公园和部分场馆已经确定落户洼里。当地人为此种下12000多亩的树林。它们构成了如今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雏形。
讲解中，兰代龙往往会重点推荐一张照片。那是时任国家领导人到洼里奠基的合影。
但这种兴奋感随着申办的失败暂时消失了，更何况大家当时“并没想到拆迁那么远的事儿”。
在杨德山看来，当时国家的条件并不足以举办这样一场体育盛会。“经济刚刚起步，还没有什么给外人看呢！”洼里博物馆展示的同时期照片里，这个位于首都一隅的乡镇还是大片的平房，没有一条像样的柏油马路。
当时，杨德山正在忙于自己生产太阳能设备的九阳公司。1986年，杨氏兄弟借来2500元干起了个体户。哥哥做木工活、打家具、盖房子，弟弟做建材生意。随着资金积累，杨德山创办了九阳公司。
这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农村是不可想象的。几乎同时开办私人五金店铺的姚永贞回忆，当时的公社主任指责自己“胡闹”。还有人前来奉劝，一旦再来场运动，首先“办”的就是“你这样的”。
“我们过去很穷，能吃饱饭就不错了。”姚永贞说。他出生于1941年，记忆里最深刻的场景是小时候没饭吃，挎着竹篮去挖野菜。
和兰家一样，一百多年前，姚家祖上从山东逃荒至此，碰上为那个名为“寿安固伦”的公主修坟。“修坟人有饭吃，有地方睡，还有工钱”，于是就此定居下来。屈指算来，67岁的姚永贞已经是第五代了。
但这样的生活只能勉强温饱，“也没有什么地位”。从修坟到看坟，他们守着3亩农田过活，偶尔还要出去打点零工。这成为姚永贞“铤而走险”的动力。这个原洼里乡汽配厂的工人，在1983年花700元开办了姚家五金加工铺。这是洼里乡第一家个体户。
北京亚运会之后，杨德山赶上了股份制的热潮。九阳公司创办以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经历了洼里中学的校办企业和洼里乡政府的集体企业等各种身份。此时，这个“产权不太明确”的企业成为朝阳区首家股份合作制试点单位。
在杨德山语气兴奋的回忆中，在实行股份制那天，朝阳区“五大班子”的领导都来了。为了表示对新事物的支持，其中一部分人还拿出了一两千块钱入股。不过没过两天又退了回去，说是不符合政策。
杨德山终于拿到了属于自己的50％左右的股份。在随后的十多年里，这位精明的乡镇企业家成功地使自己的企业成为本地市场的领头羊之一。据他介绍，在北京市太阳能采暖的1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中，九阳公司占据了半壁江山。
如今距离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有30年之久了。姚永贞和杨德山都成功地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姚永贞的个体小铺早已发展为占地数亩的公司，固定资产也升至数百万元。他说自己终于享受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不再为生计辛苦奔波了。
最近的一个早晨，在位于昌平的两层小楼里，姚永贞坐在紫藤花架下，身旁立着4只孔雀。他穿着棉质的白色休闲服，头发用桃木制成的莲花簪子绾成髻，慢悠悠地剪着指甲。
在这些人看来，中国在这样的时刻举办奥运会真是“恰到好处”。“过去吃不上也喝不上，你让人看什么啊？”杨德山快人快语地说，“谁有钱了不愿显摆显摆？正好借着奥运会，全世界人都来了，在世界面前露个脖颈！”
这也许是中国人赋予奥运会独特意义的原因。对于那些并不关心体育的人来说，奥运会的意义超过了两周的体育赛事。它已成为中国人与中国经济发生巨变的象征。
正如杨德山所说，他为自己的祖国深感自豪，希望能够借助奥运会的召开，让世界看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这下子洼里人可发了
“2001年7月13日，”刚刚还沉浸在怀旧气氛中，兰代龙的语调又变得高昂起来，他有板有眼地强调，“这是改变洼里人命运的日子。”
这一天，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的消息传来，杨德山带着老婆、儿子和孙女开车绕了大半个北京城庆祝，一直到凌晨才回家。
同一个夜晚，农民那和利当选为洼里乡洼边村14队队长。一想到奥运会“要在咱家门口开”，这个祖上是正黄旗的满族人“别提有多高兴了”。
他们似乎都没有想太多随之而来的搬迁。直到通知下来，杨德山才意识到，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就这样要离开了。
但他没太多时间怀旧，而是忙着为企业重新选址。由于母亲住不惯楼房，兄弟俩就在昌平区的小汤山租了上百亩土地，造起了一处四合院。
作为干部的于文龙甚至有些狼狈。为自家丈量土地面积那天，他还在其他村子工作。慌乱之中，他骑摩托车赶回家，连占地面积都没来得及看，签完字就走了。
洼里博物馆里，兰代龙看着一张张老照片，有些遗憾地说，自己连一张老屋的照片都没有留下。在他看来，这场预料之中的搬迁，显得有些仓促，“甚至来不及留恋”。
不过，发放拆迁费的喜悦暂时冲淡了这种遗憾。据说，那天成为洼里的节日，农民们排着队去领钱。按照每平方米4000多元的补偿价格，再算上乡里的“家底分红”，“每家每户都有个上百万块钱”。
分钱的当天，洼里乡就有十几户农民攥着农村信用社的存折，到附近著名的亚运村汽车市场买回来十几辆汽车。面对如此之大的客户群体，汽车市场的管理部门还专门为洼里人开设窗口，从购买到保险等提供一条龙服务。
更多的人选择了房产。据说在天通苑等经济适用房的售楼处，随处可见来自洼里的乡亲。在距离奥运村不远的地方，兰代龙以每平方米4500元的价格，买下一套两居室。这套103.22平方米的房子位于第24层，楼下是一片修剪整齐的绿地。
“很多人都说，这下子洼里人可发了。”如今在奥运村地区办事处上班的于文龙说。
他认为拆迁改变了洼里人的生活状态。两万多名村民分散在北京市13个区，他们大多数在城市购买了楼房。之前只有10％的洼里人买了汽车，现在这一数字上升到70％。
“真真正正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式的‘社会主义’生活呢！”他笑着说。
但他话锋一转，表示“账不能完全这么算”。这个公务员以自己为例说，所谓的“巨额拆迁款”买了两套房后就所剩无几。
“这还是远郊区呢！”他扳着指头感叹，“比天通苑还远上好几站地！”
由于上班距离较远，他不得不又花5万元买了辆夏利轿车。除此之外，还要“莫名”支出水费、电费和停车费等花销。“对于农民来说，过去住平房谁花这些钱啊？”
令他唏嘘不已的还有“因富致贫”的故事。乡亲里传，有的家庭拿着大把钞票买房买车，在挥霍一空之后不得已又把房子卖掉，重新租房回到了农村。
对此，研究道学的姚永贞另有解释。“乍富不知新受用，乍贫难改旧家风。”他引用一句俗语说，“这就是命数啊！”
在自家地里找不到方向
兰代龙的妻子张桂荣把这种命数，看作自己新生活的开始。她去过丈夫工作的博物馆。其中的“乡土民俗厅”再现了40年前洼里人的生活场景：一间瓦房里，竹席铺成的土炕，铺着绣花棉被，中间摆着褐色茶几。
“我们的日子可比那苦多了。”这个55岁的农村妇女语速极快，“家具什么的都比那破。”
相较军人出身的丈夫，她一直在家里务农。自从1994年同样是农民的母亲身患半身不遂后，她又多了个照顾老人的负担。
杨德山表示，当时农民和城市居民，无论从社会保障还是物资分配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上世纪80年代，他托朋友找关系，把弟弟安排到城里的一家汽配厂工作，从而使其转成了城市户口。
根据拆迁政策，洼里人全部转成了城镇居民，一律给上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除此之外，男人从16~60岁、女人从16~50岁由征地单位安置工作；征地单位安置不了的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代为安置工作。
“这意味着许多人不再失业。”有人羡慕地说，“如果恰好赶上毕业找不到工作就更好了。”
那和利被任命为北京新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商贸分公司经理，负责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里的服务区。他所在的14队的村民，除了退休和自愿择业者以外，剩下的824人全部安置在奥运工程承建公司新奥集团下属的各个部门。他们开办了平价超市、医院、露天放映场、图书室、大食堂，还做奥林匹克公园南区的绿化管理工作。
于文龙从乡干部变成了国家公务员，据说收入比过去“改变了不少”。不过，工作相应也更忙了。就在北京残奥会开幕式当晚，他作为奥运村办事处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任科员，加班到深夜。
杨德山倒不在乎这些。他还开玩笑说，自己因此吃了大亏——由于过早转成城市户口，他的家人减少了乡里“家底分红”的收入。
张桂荣因此每个月多出700多元退休金。她穿着时髦的短裙，用与过去彻底告别似的表情说：“不用再穿打补丁的衣服，也不再过苦日子了。”
她几乎把新居布置成了公主的城堡：瓷砖是蓝色夹杂黄色的碎花图案，窗帘是充满温暖的橘黄色，桌椅套上带有蕾丝花边的垫子，柜子涂上鲜红的油漆，家具贴满了卡通贴纸。
这个没有太多文化的女人甚至不放过任何细节。靠近煤气灶的插头烧坏了，她把垃圾斗涂上红色，然后用它来遮盖。
“我这不是补偿童年的遗憾吗？”张桂荣扎着两条麻花辫子，地板上摆满了艺术照片。照片上，她或者穿着红色的旗袍，或者穿上高跟皮鞋，笑吟吟地面对镜头。
和她一样，这个国家也为奥运精心做着准备。距离这座“城堡”7．58公里的地方，就是“鸟巢”和“水立方”。在张桂荣的童年记忆里，那里过去是一大片荒地，“都没人上那儿玩”。如今，站在这些气势恢宏的建筑面前，她惊讶得连方向都无法辨认。
这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并不知道，这些巨变的背后是近30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投入。这比迄今为止其他任何奥运会主办国投入的资金都要多。然而分摊到中国13亿人口头上，每个人只有差不多230元，还不到2007年中国人均年收入的2％。
串门，遛弯儿，一起晒太阳，都成了记忆
这个炎热的下午，兰代龙迎来了第一拨儿客人。领头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他穿着白衬衣，刚刚从“乡居楼”吃饭出来。
当被问到对这个博物馆有何看法时，这个来自河北的生意人说：“能有啥看法？国家让你拆，还能不拆吗？”
显然兰代龙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在随后和记者的交谈中，他反问道：“没有国家，能有我们个人吗？”他认为正是国家的征兵政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1972年，从部队转业后，他考取了北京体育师范学院，后来被分配到洼里中学担任体育老师。
“国家考虑的问题，作为个人只能无条件服从。”姚永贞有些无奈。作为看坟人的后代，他在数十年后参与了政府组织的拆坟行动，眼瞅着祖辈看管的宫殿，被一砖一瓦地夷为平地。
杨德山则联想到6年前国外考察的经历。在法兰克福下飞机，他们一行三人和接待者失去了联系，又不懂外语，只好在机场呆了一宿。谁知半夜来了警察，把三人抓进了警察局。
“他们手拿着枪，就那么指着我们，挺吓人的，把我们当做恐怖分子了！”杨德山说。当时恰逢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不久。
而如今，他听说在这个欧洲最大的空中交通枢纽，已经有了中文的标牌和信息广播。“那可不，去的中国人多了，这些自然也都有了。”他认为这正是国力强大的表现。
他认同个人无条件支持奥运会的观点。“这以后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都不一样了。那些做生意的可能这两天受了点损失，但要往远处看，现在你的东西值三毛钱，过后可能就值三毛五了。”
他的侄子、杨德禄的儿子杨宏以不同于父辈的方式观察着奥运会。这个出生于1980年的年轻人，认为这场体育盛会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契机，也是加快发展的一种方式。
从外电的报道中，他发现许多人改变了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其中一篇甚至提到，他们原先以为中国运动员不分日夜地训练，都要下苦功夫背《毛主席语录》。而现在，他们由衷地赞叹“中国青年一代非常优秀”。
在“水立方”观看4×100米混合泳预赛时，他也看到在中国队不参赛的时候，观众们也做出了最好的表现，比如不失礼貌地为运动员鼓掌。
根据尼尔森公司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式后对16个国家的观众进行的一项网上调查，七成受调查者表示北京比他们想象的更加现代，科技也更发达。
“但还是故土难离啊！”杨德山用手捂住了脸。
拆迁那天，兰代龙静静地把钥匙交给工人，嘱咐对方等他走远了再动工。“我不想听到自家房子被砸的声音。”他解释说。
杨德禄在自己的庄园里摆满了母亲洗衣用的棒槌、爷爷推磨用的碾子等农具。这位被下属评价为“极其恋旧”的老总，把厅房也用过去洼里乡的村名来命名。
2007年8月1日，洼里乡在原来的关西庄村队部进行了最后的家底分红，这也是全体村民的最后一次集会。
“原来村里盖房，每家每户都去帮忙，还拿去面、酒、馒头。婚丧嫁娶，村民都聚在一起。串门，遛弯儿，一起晒太阳喝茶的老人，都成了记忆。乡里乡亲，已难有相互的音信了。”兰代龙坐在博物馆里感叹。
2004年4月，洼里乡更名为奥运村，并成立了“奥运村地区办事处”。这座拥有6个行政村和22个自然村的乡镇彻底消失了。
可能不知道洼里，但肯定记得奥运村
正当兰代龙伤感地回忆往事时，整个国家沉浸在百年盛事的欢喜之中。打开各大门户网站，有关奥运的新闻报道始终挂在首页。媒体总是用“完美”、“壮观”等词语来形容这次体育大会的成功。
“但洼里的位置呢？”有人担忧。于文龙却是坚定的乐观派。他打比方说，之前人们不知道大屯，但都知道亚运村；以后人们可能不知道洼里，但肯定记得奥运村。
不过这个宣传干部随即承认，如果没有洼里博物馆，下辈人恐怕很难记得故乡。他自己30多岁的儿子就常说：“早就该搬到楼房住了。”
这天下午，一对中年夫妇来到洼里博物馆参观，但他们的儿子并没有同行。这对曾经的洼里村民无奈地说：“他跟我们根本说不到一块儿去。”
相对于长辈的依恋，杨宏这代年轻人显得十分理性。最初，杨宏对这块土地的定义不过是“奶奶住的乡下”。虽然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提起来在河里捉泥鳅，到麦田里捉迷藏的往事，这个身高184厘米的年轻人脸上会露出一抹童真的笑容。
但他会接着说，“人不可能一辈子呆在一个地方”。2002年年底，杨宏远赴爱尔兰克兰大学读书，攻读计算机硕士学位。在原先的人生计划中，他将成为一家知名外企的软件工程师。
但父亲开办博物馆改变了他的计划。他被召回国打理博物馆事宜。一同回来的还有妻子罗莉·赫利（Lorraine Healy），这个爱尔兰媳妇为此辞掉了一家大型超市的工作。
“她觉得这个主意棒极了。”杨宏说。据他说，爱尔兰是个非常注重历史的国家，无论是建筑民居，还是传统民俗，他们都一一保留。
杨宏开始了解家乡的历史。华表、石碑和寺庙……洼里乡的每处古迹，他都能张口来段故事。除此之外，他还对老人们进行访谈并整理录音，为博物馆提供文字资料。
“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过去。”这个年轻人现在习惯于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和大多数向往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不同，杨宏开始迷恋田园风光。他的办公室就坐落在一片菜地里，推开窗户能看到整排的杨树，偶尔有喜鹊落在上面。不远处是个人工水池，一群白鹅悠闲地游弋。
杨宏说，洼里博物馆也会保持这种淳朴的乡土风格。目前，博物馆每个月的开销在一万元左右。但他说博物馆将会是公益性质的，并不会对外收费。
博物馆开馆那天，作为主持人，杨宏特意选取了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小号曲作为背景音乐。
此后陆续有人参观，大部分是过去洼里的乡亲。不少人带着儿女和孙辈前来，希望不要忘记老祖宗的历史。
很多人是第一次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这其中包括杨宏不到一岁的女儿杨欧亚。她正是牙牙学语的时候。每隔几天，罗莉·赫利就推着暗红色的婴儿车，给她讲爷爷的爷爷的故事。
这天下午，杨欧亚打扮成小老虎的模样，又来到爷爷开办的博物馆里。“这是爸爸的奶奶用过的纺车。”爱尔兰妈妈一脸温馨，指着角落里满是灰尘的物件，用英语说。
在这座时间穿梭的建筑里，混血小女孩挥舞着小手，咯咯笑个不停，声音传得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