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故居里的老北京背影
奥运会为北京带来的新变化，反映在这座“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临街的墙上：整齐气派的黑灰色格子取代过去单调的灰墙。整条街道风格统一、焕然一新。坐在疾驰而过的汽车上，你会觉得这已经足够。
但住在院子里的人们要求更多，刘万华是其中一员。当炎热的7月到来，住户们打开空调，院子里电压顿时有点跟不上，有时候，家里的长虹牌彩色电视机正播着，一下就黑掉了。
“总得让我们看奥运会吧。”大伙儿联合起来找到管理部门，过了几天，崭新的电表盒被安装在院门过道里。不过，直到奥运会结束，线路整修也没有完成。经常有些比赛正看到关键时候，电视一下熄了，很久都打不开。
“新北京、新奥运”的口号遍布大街，也印到了故居大院门口的天桥上。住在这座陈旧院落中的一些居民，却担心自己被留在旧的北京里，跟不上这座城市的步伐。
“他是向封建王朝‘开枪’的勇士，但你看看现在这里破成什么样子了。”
在谭嗣同去世将满110周年的今天，除了门口“谭嗣同故居”的文物标识牌，北半截胡同41号的这个院子里已经找不到太多过去的痕迹。
当这里还被叫作“浏阳会馆”时，穿长袍的谭嗣同就在这个院落里踱步、练剑或者弹琴，也曾在这里静待死亡到来。
整个8月，许多中外游人循着地图，慕名来到这里。他们指望重温历史的愿望大半落空了，如今的谭嗣同故居里，只有混搭的房屋、狭窄阴暗的过道、凌乱不堪的杂物和挤住在一起的100多个居民。
“他是向封建王朝‘开枪’的勇士，但你看看现在这里破成什么样子了。”一位居民穿着蓝衬衣，露出黝黑的胸膛，一边躲避飞虫一边这样评价那位义士。
谭嗣同没能给这些后来者提供一个舒适的居所。旧居占地800平方米，只有3个院子，却住着26户人家——这个数字经常变动，因为总是有人搬走，又有人住进来。原先的一间房子被隔成两间，仍不够住，人们便利用一切材料搭建新的房子：砖石、木板、混凝土瓦片，甚至画着时尚广告的塑料膜。新搭建的房子总是矮小突兀，房子和房子挤在一起，彻底破坏了原有的布局。许多地方需要侧着身子才能过去，有时候一不小心，便闯进了某户人家的厨房。
走在故居里，随处可见生活垃圾和刚泼出的脏水，猫和狗在尘土里自顾自地舔着尾巴。野草长在年代久远的屋顶上，门窗上多半蒙着褪色的画纸或脏兮兮的布帘。黄昏时分，四下里响起电视声、洗衣服声甚至吵架声。神色淡漠的老人和年轻妇女不时从身边穿过，很少有人互相打招呼—在谭嗣同故居里，浪漫和优雅已经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了。
刘万华住在最靠近院门的屋子里。这在以前是整个会馆的“传达室”，如今，除了一张床、一个冰箱和一台电视，屋子里没有太多摆设，泥土夯成的墙壁，不停往下掉土。
她的公公和婆婆，曾经在这座屋子里见证历史。谭嗣同住在浏阳会馆时，她公公作为刘家第二代看门人，在这里接待过前来拜会谭嗣同的客人。而她的婆婆则为谭嗣同煮过饭。
婆婆去世快有50年了，刘万华印象里，婆婆很少提起跟谭嗣同有关的往事。对刘万华而言，那只是段无关紧要的历史，更重要的事情，是怎么把每一天的琐碎生活过好。
这生活，包括安排4名子女住在同一所狭窄的房子里，也包括即使年过古稀，仍要步行很久才能到马路边去上公厕，不管刮风下雨。
而住在故居里的所有人，几乎都和她一样，过着同样的生活。
她亲眼看着这个院子人一天天变多，房子一天天变密
从22岁嫁进刘家起，刘万华在这里住了52年。她刚来的时候，院子里还很安静，没有住几户人家，也没有后来搭建的小屋。
那是1956年，故居所处的北半截胡同里人来人往，四周的建筑古朴陈旧，道路狭窄，远没有现在这么嘈杂。新婚的刘万华工资都要如数上交给婆婆，而且说话要小声小气，一不小心就得挨骂。
“如今的人们，哪里还有那么多规矩呢？”她边说边叹息。
当时，这片院子还没有成为文物保护单位。一进院门，一棵大榆树遮住半条道路。后来，榆树倒掉了，砸碎了刘万华家的一片房瓦。她和丈夫找来些新瓦搭上。这是他们对这座老屋唯一一次大动干戈。
52年慢悠悠地过去了，在这间屋子里，她生下4个儿女，并把他们一个个拉扯长大。如今，除了一个儿子，其他儿女都已经搬了出去，住进了楼房。她最大的孙女已经25岁，早过了她当年嫁人的年纪。
她也亲眼看着这个院子人一天天变多，房子一天天变密。一开始来的人，多半是通过单位分到房子，但后来，说不清身份的人也开始住进来。有的老邻居后来搬走了，据说住进了楼房，有的人也和她一样，进来了就“没挪过窝”。
院子里很少有什么大事发生。刘万华能记住的，一是在房子里捱过一次地震，墙上的土刷刷地掉，另一次是院子里为了盖房，砍掉了5棵槐树中的3棵。
10多年前，发生了另一件大事。那是在1991年，“谭嗣同故居”的牌子被刻在了院门外的墙上。
那之后没多久，最后一拨常住人口搬进来。当时，分配房子的政策还没有取消，30多岁的魏建华带着老婆孩子从职工宿舍搬出来，住进这里一间狭窄的房子里。“这里总比单身宿舍强多了，不管怎么说，咱也分到了一间房。”他这样安慰自己。
今年50岁的魏建华，几年前被下岗潮席卷，从国有企业的工作岗位上待岗。他拒绝了厂里买断工龄的建议，等着退休的那一天。
十几年的大杂院生活，魏建华觉得够久了。他用“破破烂烂”来形容自己的居住条件，希望早日从这里搬走。
拆迁，被故居里的大多数住户视作最好出路，人们希望用拆迁获得的补偿购买新的住处。这样的机会曾经出现过，1999年，为了修建现在的菜市口大街，院子里的人家都已经与建筑单位签了合同。不过，后来消息传来，这里是文物单位，因而不能拆迁。
“他们自己怎么不来住呢？”魏建华小声嘀咕。
逐渐地，院子里开始有了各种牢骚和抱怨。人们互相传播着没有根据的消息，诸如“不能拆迁是因为利益集团的争执”。
后来的居住者在院子里逐渐将谭嗣同的痕迹抹去
在谭嗣同故居里，变化和静止同时发生着。
刘万华记得，变得最快的就是临街的那一堵墙。每当有什么节日，或者其他重大事件，这堵墙都会被有关部门粉刷一新。早些年，门口还长了一架藤蔓，后来也被清理掉了。
而墙里面，时间仿佛停止了：生满锈的自行车停在门口，多少年都没有人动；去年的草死掉，今年仍然枯立在墙头上；“莽苍苍斋”门外那棵大槐树，每年开花结实，从没变过。
“莽苍苍斋”是谭嗣同为自己的住所取的名字，在前院的北套房。他在里面草拟奏折，书写文章，并与妻子度过最后的时光。
当时，富家子弟谭嗣同初回北京，意气风发。他的老佣人刘凤池在回忆中提到：谭嗣同在京时，“王五每天天刚破晓就来到会馆教七爷练剑法”。
刘凤池就是刘万华的公公的父亲，第一代刘家看门人。野史记载，谭嗣同被斩首后，就是他冒险将尸身运回安葬。不过，这些历史，刘万华已经不清楚了。
她只知道，当年的“莽苍苍斋”，如今早换过几次主人了。当年房门上，贴着“视尔梦梦，天胡此醉；于时处处，人亦有言”的对联，这是谭嗣同当年为自己写的。如今，对联早已不见，房门被漆成墨绿色，两侧的柱子和房顶的木椽都破落斑驳，在白石灰和混凝土涂抹的墙壁裂痕处，能隐约看到青灰的砖块。
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就坐在这里，等待前来捕捉他的人。
据说，屋里原来挂着谭嗣同的照片。见过照片的人回忆，谭嗣同“宽额阔鼻，眉心微蹙”。1968年，因一场冰雨，照片被打湿，因此被当时的住户揉成一团，扔到了下水道里。
几十年过去，后来的居住者在院子里逐渐将谭嗣同的痕迹抹去，又留下自己的痕迹。在一家住户搬走后的废墟里，老式的筛箩与粉色的口红被丢弃在一起，书写着来自不同年代的记忆。
“北京的传说和故事写在哪里呢？”
刘万华发现，举办奥运会的这些天，故居里来的外国人比以前多了很多——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中国人与世界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
但是，110年前，刚被打开国门的中国人面对“世界”时，却慌乱而惊恐。就在这样的慌乱中，包括谭嗣同在内的知识分子，发动了变法，并为之献出生命。
浏阳会馆是谭嗣同最后的居所。1898年9月18日深夜，他从这里出发，途径菜市口，前往法源寺，完成了对袁世凯的那次著名的拜会。
如今，沿着同一条路，已经很难找到当年北京的任何痕迹。北半截胡同早已被拆除，修建起新式小区和宽阔大道，一座五星级饭店高高耸立在谭嗣同故居对面，站在酒店望故居，可以看见屋顶层叠，树荫浓密。
当年谭嗣同受刑的菜市口，如今一片繁华，高楼林立。新修建的菜市口大街车流如织，路旁的花坛里，摆满了迎接奥运的鲜花。
从菜市口往西不远，是康有为曾经居住过的南海会馆，西北方向，则是孙中山居住过的中山会馆。资料显示，这一片被称为“宣南”的地区，范围包括今天的粉房琉璃街、骡马市大街、菜市口西大街、教子胡同等，分布着300多座会馆，其中包括龚自珍故居番愚会馆，林则徐故居蒲阳会馆。
“宣南地区文化历史积淀非常深厚，全国数一数二。”清史学家戴逸曾这样称赞。
如今，大多数会馆已经湮没无闻，多数会馆都面临着和谭嗣同故居同样的难题。
随着一座座“夸张、招摇”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有学者发出疑问：“北京的传说和故事写在哪里呢？北京的魅力、文化、历史、故事在哪里？”
一名叫俞大铨的作者则撰文感叹：一座古都，如果没有了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老街巷、老房子，取而代之的都是一些宽敞的马路和簇新的楼房，那么这个古都和别的大都市还有什么区别呢？
只是，这些感慨和建议，很少能得到谭嗣同故居里的居民的理解。他们依旧渴望着住进楼房，住进“新北京”。
对他们来说，即使充满牢骚，生活也得继续。有些人搬走后，房子租给了外地人。于是，每到早上，院子里就会挤满各种打扮、各种方言的人。他们穿着西装或汗衫，有的推着自行车，有的提着公文包，匆匆走出院门。
100多年前，谭嗣同从这里走出时，是去探索一个全新的中国。而现在，这群人从同一个院子里走出，走向日复一日的生活。
▲谭嗣同故居:北京市宣武区北半截胡同41号
▲谭嗣同当年居住的“莽苍苍斋”
▲住在故居中的一户人家
▲故居院落一角
▲故居旁是宽阔的马路和五星级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