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是回忆的灵魂
毕：这本书好几年前在美国就出了英文版。其实，真正的读者还是在中国。英文读者固然可以把这本书当作了解中国的标本，中国读者读起来肯定更亲切。如果我们的出版环境能够让这样的书更容易与读者见面，于国于民都是幸事。
梁：叶维丽和马笑冬都是1950年出生，属于人们常说的“老三届”，也就是上世纪50年代进小学，60年代进中学，文革时参加过红卫兵，作为知青下过乡，后来当了工农兵学员，改革开放以后，又赶上一波留学潮，到美国读了博士。有人说，这一代人青春期特别长。确实，从少年到中年之间的这一段，他们经历了一段起伏太多的“动荡的青春”。
毕：我觉得，这本书之所以有价值，还不在于经历的起伏，而在于作者的反思。我们并不缺少对百年历史的讲述，因为各种传媒不可避免地要回忆革命传统，讲述过去的事情。但一般性的回忆和讲述，只是重复已经格式化的历史图景，并不能给读者以新鲜的启发，甚至把约定俗成的假相当成历史的真实，让读者越来越糊涂。我们所缺少的，是具有反思性的历史记忆。每当见到具有反思性的回忆文字，我的眼睛往往为之一亮。作者开宗明义，就提出了一个悖论：如何解释这一代人在文革初期的所作所为？如果文革前受的是净化灵魂的教育，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长大，该如何解释文革初期我们中间很多人凶神恶煞、伤天害理的行径？但如果这代人生命的底色是黑暗，从小灵魂是扭曲的，又如何解释他们在新时期伊始，即在各个领域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冲锋陷阵？这个后劲儿是从哪里来的？插队的经历使我们这代人意识到中国社会不变不行，早年的教育有没有起作用？这个问题很复杂。作者也没有给出简单化的答案，而是力求用细节还原历史丰富性和过程的真实性，同情的理解和批判的反省两方面得到有机的结合。
梁：反思性回忆的价值在于，往往能够引起读者的反思。正像吴思对这本书发表的感言：“我和作者大体算是一代人。这是一本帮助我们这代人了解自己的书。作者‘我是谁’的追问，也引发了我的反躬自问，我的答案也在作者的启发下浮现。”作者能够以反思的精神展开追忆，恐怕与她们在美国留学有关系。马笑冬的情况我不了解。叶维丽我认识，她曾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读历史，现在又从事历史教学，研究历史是她的专业。把自己的经历和家庭的经历当作历史的个案来反思，对她而言，是顺理成章的。
毕：留洋的经历固然有利于作者形成跨文化的视野，但这不是决定的因素。也有食洋不化的海归，说起中国的历史总是很离谱。比如有一位很有名的留洋学者，硬把反右运动的起因说成是工人农民对知识分子的不满，真让人哭笑不得。关键还是这本书的作者对历史怀着诚实的态度。修辞立其诚。有了诚实的心态，跨文化的视野才能形成思考的优势。否则西洋镜可能变成哈哈镜，让真相越来越走形。
梁：这本书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女性视角。叶维丽和马笑冬都是女士。她们成长于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却无视性别不同的时代，对话于性别意识特别敏感的美国。这就使她们在回忆自己的生活经历时，特别注意审视自身作为女性的成长过程。从穿衣打扮，到青春期性生理性心理的变化，都有大量生动有趣的细节。
毕：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作者讲述了母亲一辈作为革命女性的特殊经历。革命使她们有机会和传统的宗法社会断裂。马笑冬随母姓而不随父姓，这也是革命队伍里的一种风气。而女性参加革命，往往要为性别特点付出更大的代价。叶维丽的母亲在抗日战争中，因为怀孕和生育，落下了终生残疾。她一辈子的隐痛是：我确实没有什么老本，因为生孩子得病太不值了，真希望是在战场上负伤。当时的知识女性本来是想作为人来参加革命，革命却又需要她们作为女性来平衡队伍里的性别结构，为人妻，为人母。而这种妻性、母性，在有些人身上也能缓解斗争的严酷。叶维丽的舅舅一家，父子两代都划成右派，断了经济来源。她母亲多少年一直按月接济，文革也没间断。但这种接济，又是经过组织批准的。这都在我意料之外。
梁：历史的复杂性，真是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