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传隆：风尘扑蝶五十年

    中国历朝蝶画，以南宋李安忠的《晴春蝶戏图》最为有名，后人多为画中“蛱蝶翅翼”的绚烂之美所震撼。

    直到有一天，一位叫李传隆的老者举着放大镜，在这幅现存于北京故宫的古画前端详了3天。后来，他在其著作《中国蝶类图谱》中写下一段不同寻常的鉴赏：“此画之蝴蝶，大小比例，色彩斑纹等皆酷似实物。虽时隔千年，仍能辨明为临安（今杭州）附近之蝶种。细辫之，15只蝶分属2目6科9种，今在江浙一带尚有分布。”文后，他将科目蝶种一一列举。

    这群飞舞于宋人画作间的蝴蝶，千载之后，终遇知音。

    中国被公认为是世界上蝴蝶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但相应的科学研究起步甚晚，李传隆当属开拓者之一。

    1934年夏天，自幼“与虫为伍”的李传隆，考进了南通农学院，开始钻研起蝴蝶。可中国的蝴蝶有多少种？叫什么名字？分布在哪里？有什么特性？他在图书馆遍寻答案，只发现一本英国人写的《中日韩蝶类志》，上面简略地提到，中国的蝴蝶有500多种。

    由此，时年24岁的李传隆发下宏誓大愿，要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遍寻蝶踪，写出一本中国人自己的蝶类志。但直到几十年后，他仍旧是“单人独骑，寻幽探秘，走遍大半个中国。”即便是成为国家级研究员之后，仍然是孑然一身，连个助手都没有。

    可退休后，这个“蝶痴”也未就此颐养天年。69岁时，他为了找到一种凤蝶的幼虫，远赴西藏，攀登上5200米的雪峰；71岁时，他二上太白山，终于找到了追寻37年之久的长尾虎凤蝶。88岁时，一位老朋友从雅鲁藏布江归来，他得知消息，就跑到老友家里看蝴蝶标本。每天都去，持续一个月才作罢。

    1980年，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许自强采访李传隆并执笔，把这段长达50年的“扑蝶”经历，写在《万里扑蝶》一书中。这本定价4角钱的小册子，日后成为众多蝴蝶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启蒙读本。

    在这本貌似游记的少儿读物里，许自强从李传隆儿时扑蝶的场景写起，伴随着大渡河的汹涌涛声，日月潭边的清歌丽曲，李传隆引领着小读者们，从天山的瑶池追踪到海南的天涯海角，跨秦岭，越岷江，过沙漠，渡黄河。

    人们终于发现，原来，蝴蝶并不都是“温柔文静的小姑娘”，“有体型大者如雄鹰一般翱翔于蓝天；有的宛如海燕，穿风破浪，横越大海汪洋；有的与雪莲相守于冰峰雪岭；有的却终年露宿在戈壁荒滩上，靠吸食马粪艰难度日……”

    许自强告诉记者，在访谈中，李传隆曾经向他展示过自己的两件宝贝，其一是一条用脱了毛的粗纺羊毛毯，“坐卧随身，一裹而眠”；其二是捕虫杆，又名“打狼棒”，“70多岁的人了，挥舞竹棒，重演当年与狼搏斗的场面，一时憨态尽显。”

    李传隆花数十年时间，精心采集所得珍稀蝴蝶标本近千盒，在完成巨著《中国蝶类图谱》之后，却悉数献给国家。1978年春，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授以锦旗，作为其一生功绩的褒奖。

    此时，正值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前夕，或因蝴蝶研究尚未成“显学”，这位68岁的老研究员没能参会，见证这个“科学的春天”。后来，李传隆的家人告诉许自强，老人晚年每念及此，深以为憾。

    2005年1月，95岁高龄的李传隆在北京去世，在一个昆虫爱好者聚集的论坛上，许多网友们用留言对他表示哀悼。

    一位自称是李传隆“再传弟子”的网友，从老师那里听说了一则轶闻：因为在昆虫学界，李传隆“出身寒微”，解放后很多人不把他当作专家。但在运动中，他却和其它大人物一起，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高帽，出现在批斗大会上。余人皆低头做认罪状，惟有李先生昂起头，问道：“你们终于认我为权威了？”

    这位70年代末出生的学生，后来考到山东大学。他找到“师公”李传隆任教时使用的标本柜，“用纸巾擦了一遍又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