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角色的未来定位

    4年前，《中国青年报》军事周刊连续采访了国防大学的林东博士，推出了关于建立“新国家安全观”的系列报道。如今斗转星移，国际政局与我国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报军事周刊就近年来新国家安全观的实践与发展诸问题再次与刚从东瀛归来的林博士进行对话。

    军事周刊：记得2004年“9·18”之际您接受采访，并探讨了如何解决“传统安全观下国防面临战略松弛现象”与“以恐怖主义和灾难灾害为代表的新兴威胁上升”之间的矛盾，您主张“超越传统的政治－军事体系，建立以政府、企业、大众和军队为主体，综合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在内的新国家安全观”。4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是否验证了建立这种新国家安全观的必要性？

    林博士：是的，近4年来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很快，国家安全形态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不仅证明了树立新国家安全观的必要性，而且推动了对新国家安全观的认知从一种观念深化为一种理论，导致国家安全体系从政治－军事两维体系向政治－经济与社会－军事三维体系发生结构性转变，军队的使命从应对战争拓展到维护国家综合安全。

    首先，营造外部安全环境已经成为军事使命的重要内容。目前全球化进程第一阶段已经完成，进入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市场经济推动世界大多数国家站到了一条船上，这就是和平发展的大船，即便是军事对抗的双方也同时成为利益攸关者。因此，国家防务的重心向防止战争和巩固和平的方向推进，确保和平发展的大船稳定前行。

    再有，保护国家经济权益、保护海内外国民安全、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和减灾救灾也正快速成为正规化的防务需求。4年来和平发展的大船经历着两股大浪的冲击，一是各国军事服务于各国对全球经济秩序重建这个新目标的不同追求，军事对峙和武装冲突规模不大但波及面却超出冷战时期的双边及周边范围，这直接威胁到我国的对外贸易安全、边海防安全、经济权益安全和人员交往安全。

    而另一个冲击来自大船外部更加凶猛，这就是非传统威胁。像“9·11”、“非典”、“印度洋海啸”等非传统威胁，虽然多是产生于公共安全领域，却能造成比现代战争大得多的伤亡，而且覆盖大得多的地区，易引发跨国、跨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边境各方面连锁反应，因此要求大规模的兵力投入，要像打一场大规模战争那样来对待。像“98抗洪”我军出动31万兵力，“03抗击非典”出动3万多人，“汶川抗震救灾”再次出动13万多人，甚至像奥运会这样一个非政治题材的体育赛事也成为从国家安全到国际安全的大事实施全面防卫。

    这些内容使4年前提出的综合安全观变得更具体，重点更突出，规律更鲜明，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新理论，我愿称之为国家安全保障理论。

    军事周刊：从新国家安全观深化到国家安全保障理论是个新提法，是不是指军队要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任务，请具体说说它的含义？

    林博士：多样化军事任务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如果不与前两者紧密联系就容易变得无的放矢。从逻辑上讲，应当说首先是因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发生了变化，也就是通常说的多种安全威胁导致了综合安全观，由此产生国家安全保障理论，进而衍生出多元化的安全保障任务。

    实际上，不同时代有其特定的积极防御概念，应对多元安全威胁实行国家安全保障行动代表积极防御的未来发展。具体地说，冷战时期我们讲应对战争，军事行动围绕军事征服与反征服，全球安全重心在军事防御。冷战结束后，军事斗争取代战争这个名词被经常挂在嘴边，军事斗争作为较战争一个更广泛的概念被大家接受。而9·11后则讲综合安全，而且讲预防与合作，军事工作从应对军事安全本身的现实冲突，更多地转向保障领土之外的经济利益和促进有利于己的全球稳定和地区稳定。

    当前各国军队都力图在不颠覆和平发展的框架下转变方式、改变战术，在竞争与斗争中将军事手段与经济、文化等多重手段配合使用，形成了多种组合，使国际安全互动精彩纷呈。军事斗争这个词也就涵盖不了现实的军事需要了，国家安全保障理论则要求军事家们跳出单纯意义上的军事进攻与军事防御传统圈子，把固边维权、反恐维稳、抢险救灾、维和合作纳入军事行动体系中来，撑起多样化军事行动新体系。

    军事周刊：“国家安全保障行动”是否就是美军提出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这在美军已经开展多年了，两者之间能划等号吗？

    林博士：从形式上、程序上和战术上说，美军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经验丰富值得借鉴，但在战略和政策上有显著区别，概括起来当把握“三个有所同有所不同”。

    一是立意上有所同有所不同。两者在立意上有两个共同点，即将军事手段用于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并用非战争方式解决传统安全矛盾。不同的是，我国的安全保障行动主要是解决领土主权范围内的自身安全，同时履行国际安全义务，所以在界定上大多是坚持政府领导、军队参加；而美军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则是重在本土之外使用，所以突出军事主导的地位，就连抢险救灾这种民事支援行动也是由战区负责，在军事体制下执行，所以需要纳入军事行动范畴。

    二是内涵上有所同有所不同。就基本用途而言，两者在维护国际和国内安全上都强调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恐怖、抢险救灾、人道主义援助等行动，因而在形式上两者相近。不同的是我国安全保障行动突出不对外干预原则，服务于防御性的国防战略。但美军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要为军事干预和扩大军事联盟的目的服务，显现出军事强权色彩。

    三是定位上有所同有所不同。两者都是立足于用最低的代价维护国家安全，因而在基础面上两者都力图发挥出既能营造和平、预防战争，又能为战争创造有利条件的功能。但两者在国家安全体系中位置不同，我国坚持和平发展是长期的国家战略，促进安全上的互信、合作、避免冲突是我国军事战略的时代特征，这也就规定了未来我国军事行动的主流是执行国家安全保障任务，战争实力则为后盾。但在美军则不同，军事扩张政策历来是以战争行动为基本推动力的，即便美军现实中非战争军事行动已远远多于战争行动，但仍将非战争军事行动放在辅助地位。

    军事周刊：从行动特点上看，国家安全保障行动有军民结合与非常规作战的味道，这是否意味着与战争行动有明显的区别？

    林博士：应该说有继承，也有创新。我认为最大的创新在于国家安全保障行动第一要则是保护国民，防止战争，而后才是打赢战争。这就是说评价军事行动成功的标准变了，不是以歼灭多少敌人为准绳，而是以保护了多少生命和财产为根本。就像奥运安保目的不是捉了多少名恐怖分子，而是保护运动员和观众，乃至整个竞赛城市安全的成功率。因此，其标志性的变化就是军事行动方针不是追求暴力运用的最大化，而是追求暴力运用的最小化。

    军事周刊：您预期军队实行国家安全保障行动将对国防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林博士：这对国防将带来一个全新的变化，即变消耗型国防为效益型国防。和平环境下军队“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靠不断地灌输战争危机感保持军事训练水平，但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军队投入越来越多，却不经常使用。除了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和平时期军费和人力的显性效益发挥不出来，反倒显得增大了国家发展的成本，实难做到国防和经济同步协调发展。

    然而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安全成本却在急剧上升，受多元化威胁而不断蒙受重大损失。像汶川大地震一次性造成8万多人死亡，一次性损失8500亿财富，这么大的代价如何才能降低。虽然应对这些威胁过去靠外交、公安、海事、消防、防疫等部门解决，但在现代意义上，这些威胁远远超出政府强力部门和民事力量所及，造成的损失形成对经济发展的巨大阻力，从而要求军队时刻想国家所想，急人民所急，适应形势发展定位未来的职能需要。

    把国家安全保障任务作为自身的使命任务来抓，一方面军队可以成几十亿、上百亿、上千亿地降低国家安全成本，大幅度减少生命财产损失。另一方面，军队还能依托安全保障任务为国家培养现代化的民防力量，快速弥补民事防御较军事防御发展滞后的差距，解决当前国防建设自身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像美国消防救援力量达到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一，发展起职业化的国民警卫队；日本消防救援力量达到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二，新加坡也成立了民防部队。而我国目前消防兵力不足人口的万分之一，职业救援队伍更是短缺。这无疑开辟了军队两用人才的未来发展方向。与此同时，军队的战斗力也将在实战中得以检验和提高，从而让军队“常在战场”。如此，国防与经济将自然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步协调发展将是自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