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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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官亲历对外开放三十年

发言人决不能撒谎

——金桂华揭密外交部发言人艺术
本报记者 杨丽明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9-22    [打印] [关闭]
编者按

    9月20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与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举办的“亲历开放30年·中国外交官论坛”活动,在有“外交官摇篮”美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70多位资深外交使节参加了论坛活动,其中19位嘉宾发表了激情四溢的演说。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年前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30年沧海桑田,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剧变。工作在对外开放第一线的外交官们,亲眼目睹并且亲手推动了中国走向世界,以及世界认识、适应和接纳中国的历程。他们的独特经历,他们的经验心得,让人慨叹,让人唏嘘。

    今年也是《中国青年报》复刊30年,《中国青年报》曾因“文革”被迫停刊12年。30年来,《中国青年报》也亲历了改革开放,见证和记录了改革开放,始终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为改革开放作出了贡献。我们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共同举办这一论坛,并从今天起刊发相关系列报道,以此作为本报纪念改革开放30年系列活动与报道的开端。

    

    金桂华,1935年出生。曾任外交部发言人,中国驻马来西亚、文莱、泰国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副会长。

    本报记者 李建泉摄

    曾任外交部发言人的金桂华大使,在三年半的发言人生涯中,深深体会到了这项非常具有艺术性的工作。其中复杂的外交艺术技巧,非深入其中不能体会。

    “外交语言”是必备的技巧

    金桂华认为,外交部发言人首先需要懂得外交语言的特点并且善于应用。毛主席说过,搞外交在某种情况下也是战斗,只是不用枪炮而用语言。外交语言不同于一般的市井语言,它有五大特点:讲究委婉、着意含蓄、注重模糊、力求折衷、“废话”很多。

    他认为,发言人对外宣传也要“先发制人”。外交部发言人工作本质上是对外宣传,对外宣传贵在主动,对外宣传有一个规律是先入为主,谁宣传的快谁就占领了宣传阵地,否则就会出现新闻真空,出现真空以后纠正过来就很难了。

    不过,发言人应该遵循的一条根本准则是“以信为本”,决不撒谎。外交部发言人代表的是中国政府,说话要算数。发言人如果遇到因为涉及到重大的国家利益而不能直说时,不是说谎而是选择避而不答或答非所问。

    外交部发言人需按官方口径对外谈话,同时又要善于一个口径,多种说法。发言人需要依照官方口径和精神发言,这是必须遵循的原则。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也如此。

    然而,不同场合、不同问题,统一口径的严格程度也不一样。有些必须一字不差,有些只需要按照官方口径的精神来谈。在后一种情况下,就需要你善于一个口径多种说法。

    “不是回答的回答”

    “王顾左右而言他”,也是发言人必须掌握的高级技巧。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发生剧变,匈牙利党改名了。在苏联外交部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起苏联对这个事件的评论。苏联外交部发言人作了一个经典的“不是回答的回答”。他当时说:“匈牙利的局势变化得太快,以至于我无法加以评论。”回答赢得了全场掌声。

    金桂华说,外交部发言人要懂得回避。回避的办法多种多样,一个常规办法不是直接回答某一个问题,而是正面阐述同这个问题关联的政府立场。

    另一个方法就是避实就虚。比如一个记者问了3个问题,其中有两个非常尖锐,非常敏感。发言人对此不必一一回答,选择其中一个适宜回答的问题回答即可。

    “无可奉告”不可滥用

    在发言人回答问题时,人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是“无可奉告”。不过,金桂华认为,“无可奉告”不可滥用。

    金桂华说,“无可奉告”这4个字有一个不成文的特定含意:某件事情属实,发言人知道,但不愿意证实或就此进行评论。“无可奉告”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某种程度上的默认,因此在事关国家机密而不能说,或事情微妙不便说时,使用“无可奉告”是恰如其分的。而如果明明不知道,还故弄玄虚,或者该奉告的时候不奉告,胡乱地把“无可奉告”作为挡箭牌,这就是滥用了。其后果不只给人们造成一个发言人无能的印象,更严重的是,还可能对外传递了错误的信息,从而损害国家利益。

    “含糊答法”解除困境

    世事并不是非黑即白,很多时候存在灰色地带。在外交工作上尤其如此。金大使认为,发言人应该善于掌握含糊策略。有人甚至说,模糊是外交的最高技巧。

    1988年,金大使在任发言人期间,美国国防部长来华访问。当时正是美国大选前夕,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客人时,当着众多中外记者的面说,他希望共和党的布什当选总统,此话一出立即成为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这一情况对发言人来说,是非常难以应付的。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外国记者首先发难,问邓小平这句话是不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这个问题让金大使很为难,答“是”或“不是”皆非良策。

    还好,当时新闻发布会上现场翻译并非同声传译。这个问题翻译成中文,给金大使提供了宝贵的准备时间。虽然只有十几秒钟,但金大使就是利用这十几秒钟,思考出了“模糊回答”的对策。

    他回避了直接回答“是不是中国政府官方立场”这一敏感问题,而是说邓小平先生这句话只为表示对布什先生的良好祝愿。他还补充道,美国大选是美国人民的事。这个含糊策略不仅让他摆脱了困境,也得到记者们的认同。

    世界伟人的幽默答问

    有时,在外交场合回答问题,需要善于灵活机智和幽默应对。1979年邓小平同志访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设家宴款待邓小平一行。席间,布热津斯基问邓小平,中美建交,卡特总统在美国遇到亲台湾势力的阻挡,不知道您在贵国是否也遇到同样的麻烦。邓小平同志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有,台湾省就反对。多么经典的回答!

    另一个例子是,基辛格任国务卿的时候,一次在新闻发布会上遇到了难堪。有一个记者非常粗鲁地问道,美国官方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解释显然是前后矛盾的,是谁在对我们撒谎,然后再通过我们向美国人民撒谎?基辛格停顿了一秒钟,马上就回答:我喜欢这种提问的建设性精神。他的回答博得全场掌声。

    “伟大的废话”

    在多年的工作经历中,金大使也碰到过这种情况:遇到严峻形势和敏感问题时,陷入不能说或者没得说但又非说不可的困境。这时候,就需要你具有善于说“废话”的能力。

    比如,1972年2月下旬,基辛格陪同尼克松访华,在举行新闻发布会时介绍了尼克松访华的情况。金大使也出席了这次新闻发布会,看着基辛格对美国记者侃侃而谈,发布会结束后外交部主管美国事务的副部长就这样评论基辛格的讲话:基辛格所言尽是“伟大的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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