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守望者眼中的人世浮沉

陈思

    因为一位豁达乐观的长辈绝食弃世，5年来的每个周末，陈思都带着一种内疚和补偿的念想，自愿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巡逻，搜寻那些轻生者。他挽救过154条生命，却也目睹了50多个生灵在江水中沉没，他把这一切写进《大桥日记》，记录着——

    陈思在大桥的另一侧看到这名妇女时，她正伏在桥栏上用纸巾抹泪，毫不在意被江风掀起了衣裙。

    在一片尖利的刹车声中，陈思冲过四车道宽的桥面。那名妇女的上半身已经横过桥栏，在坠落的瞬间，她被陈思拦腰抱住。

    这是陈思救下的第154位轻生者。在过去的五年里，每逢周末，这个40岁的志愿者都会出现在南京长江大桥上，挽救那些打算自杀的人。

    9月20日早晨8点，陈思如期而至。他戴着墨镜，不动声色地混迹在桥上熙攘的人流中。每隔半个钟头，他会骑上标着“大桥义工”的助力车，在这座4589米长的公路大桥上巡视一个来回。

    长期的暴晒，把这个原本白白胖胖的中年汉子变得黝黑。有媒体称他“守望生命的天使”。可他胡子拉茬的形象，与“天使”相去甚远。

    在这座城市，人们都知道，大桥已经不单是个景点。最保守的官方统计也证实，自1968年建成至今，超过1500人从这里纵身跃入长江。

    “我在观察那些神情恍惚的人。”透过呼啸而过的汽车扬起的烟尘，陈思用双筒望远镜搜寻着那些有可能要自杀的人，“他们步子沉，眼神是空的，眼睛再大也没有神。”

    平日打工养家，周末上桥救人，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5年。做事一向“三分钟热度”的陈思从没料到自己能坚持这么久，这缘于一位老人的非正常死亡。

    20年前，这个来自苏北农村的青年背着100斤口粮来到省城，以卖菜为生。每当他遭逢白眼，情绪低落时，一位长辈就会在他背上拍拍，安慰他说：“既然能喝上豆浆，就不要跟喝牛奶的比，老家的人还喝着盐碱水呢。”

    后来，这位豁达乐观的大爷回老家养病，两个儿子为谁该赡养他而争吵不休，老人为此竟绝食弃世。

    “对我来说，那是个很大的刺激。”这么多年过去了，陈思仍然在为此自责，“为什么我没去看看他，和他说说话？或许我能够挽救他的生命。”

    这分埋藏在心里的内疚，促使陈思萌发了上大桥救人的想法，他觉得这对老人来说，像是一种“慰藉”。

    2003年9月19日，陈思第一次走上大桥，就成功地救下了一个意图轻生的男子。这个同样来自苏北农村的老乡，认为自己入狱两年是误判，想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

    陈思为这个老乡写了一份证明——“我，农民陈思相信×××是清白的。”可拿着这封毫无说服力的证明，老乡却安心地回家了，“因为终于有人相信了自己。”

    的确，对于许多自杀者来说，生与死往往就在这一念之间。“在危机时刻，人们需要的只是一个能伸出援助之手的人。”陈思说。

    自此，陈思开始了五年孤独的守望。在这座曾经是世界上最长的公路铁路两用桥上，他见证了芸芸众生的苦难。

    从第一次走上这座大桥至今，他挽救了154条生命，却也目睹了50多个生灵被江水吞没的悲凉。毕竟，从70米的高度坠下，水面和平地没什么两样。

    “有些人下了出租车，就翻身跳了下去。”他站在南桥头堡处，往北指了指，无力地说，“大桥有4000多米长，我不可能追上他们。我常常感到很无助，好像这都是我的错。”

    陈思会和前来拜访的每个记者讲那个红衣女子的故事。2003年的一天，陈思曾从桥上救下一个穿红衣的年轻女子，这是一个上海白领，因为丈夫出轨而想不开。

    陈思把这个红衣女子劝走了，并交换了电话号码，但当天下午，红衣女子又回到大桥，决绝地跳入江中。

    当时，陈思离她有300多米，来不及相救，“她跳出去的时候双手抱着头，身体蜷成一团，那个小红点一下子被江水吞没。”那一天，陈思没有吃一口饭。

    尽管常有这样的无力感，但每当他看见“散落在桥上的布鞋”，或是“摆在桥边的搪瓷茶缸”，便更加坚信自己在大桥上存在的价值。

    在这座大桥上，不时能感觉到铁路桥上火车驶过时的震颤，上万辆汽车穿行，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普通人站上一小时就会心烦意乱，可陈思每次要从早上8点待到下午5点。

    带着无奈和苦闷回到家里，陈思通常一个人对着一堵白墙静坐，等心里平静了才去做别的事。有时他也会邀上几个朋友喝酒，“醉一场就什么都不想了”。

    为了不让自己沉浸在别人的苦难中而无法解脱，他在大桥上学会了抽烟，并把一些故事记在《大桥日记》里，然后尽力忘却。

    一位看过日记的记者评价说，“在这些故事里，你能看见人世的沉浮。”

    有人因为家庭问题而轻生。一个女人的丈夫有施虐倾向，并公开带着情妇四处旅游，当陈思安排他回来和妻子见面时，这位傲慢的丈夫甚至把香烟故意丢到他的脸上。

    还有一个千万富翁，有着豪华别墅、高级轿车和许多情妇，可一项工程出了问题，变得一无所有。

    “他是个大块头，我蹲下来，使劲把他拉回安全地带。”陈思说。他带着富翁去喝酒，要付账时，富翁竟拉起裤腿儿，抽出一卷藏在袜子里的钱。

    陈思最不愿见到的，是那些被宠坏了的孩子。一个大学生要自杀，只是因为家里穷，负担不起和女友约会的开销，所以被女友抛弃。

    陈思救下的许多人，都没有再和他联系，但时西庆是个例外。

    8年前，以收废品为生的时西庆，为了给患白血病的女儿治病，用完了所有的积蓄，又举债30万元。他还不起钱，债主们开始讨债，甚至追到大街上，当着朋友的面打他耳光。

    时西庆万念俱灰，他希望自己死后，能让“孤儿寡母申请到低保”。他想跳桥，因为“这样找不到尸体”，能给妻儿留下失踪的假象。

    所幸他遇见了陈思。陈思借给他钱，帮他渡过难关，偶尔还带他去小饭馆喝一顿，甚至时不时骗他，“《纽约时报》报道了你的事，美国有个基金会准备寄2000美元给你。”

    传说中的美元未曾出现，时西庆的废品生意却有了转机。几年的时间，他还了一多半的债。朋友们重新笑脸相迎，甚至愿意借钱给他供女儿上大学。于是，他希望还清债后，能跟着陈思在大桥上做一名志愿者。

    “死过一次的人，更能体会什么叫世态炎凉。”他说。

    然而，时西庆只是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一直以来，陈思最大的困扰就是：为什么自己能让万念俱灰的轻生者重新获得希望，而他们的家人、邻居、同学、同事却做不到？

    在大桥桥头没多远的地方，陈思租下了一个两居室的平房，取名为“心灵驿站”。这个年租金5000元的小平房，背靠着桃花林和一口小水塘。陈思希望，这样的风景，可以帮助那些轻生者，获得“心灵上的平静”。

    可在《大桥日记》中，他也不时问自己：“一个人守得住一座大桥，但我能守住城市角落里那些失落的心吗？”

    两年前，陈思把《大桥日记》的电子版挂在了博客上，希望得到人们的帮助。但除了偶尔有志愿者前来帮忙外，他始终是一个人在战斗。

    如今，陈思正面临困境。此前，他在一家物流公司打工，一个月有接近2000元的收入。加上此前七八万元的积蓄，他把大部分钱都花在了救人上。据说5年来，花掉的钱超过了13万元。

    因为长期住在“心灵驿站”陪伴那些轻生者，妻儿很少见到他，采访过陈思的女记者，不止一位对陈思说过类似的话，“如果我是你老婆，不会再让你上桥。”

    现在，陈思和他的妻子双双失业，家里没有一分存款，两人这半年来几乎没有说过话。陈思抵押了老岳父的房子，向银行贷款3万元，开了一间土菜馆，以此谋生。

    只是，在酒喝多之后，朋友们能听见陈思的心里话，他反复念叨着“我不能失败”这五个字，因为，“如果帮人的人，最后要人帮，你不觉得可笑吗？”

    曾经有一位80多岁的西藏喇嘛，在8名士兵的护卫下，慕名来到大桥。他的脸上带着尊崇的表情，把陈思的手放在自己头上，请他为自己“灌顶”，因为“救了这么多人，你早就成了菩萨。”

    可陈思并不信仰宗教。“我只信一个字——人。”他说，“有时人们无力改变世界，但不能不去争取，其实，我企盼着最终离开大桥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