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田:被改造的美

    李广田的3种打扮，分别被时代所记录。

    被1940年一位学生记住的，是一件蓝布长衫，套住矮小的身子。他站在西南联大的讲台上，用山东口音的普通话讲文学课时，或者伏案写作时，就这样穿着，脸上常带微笑，有长者之风。有人说，这身打扮，一下子让他想起李“朴素而隽永的散文”。

    他的文字，在评论家眼里有原生态的平实和厚重。牛汉评价说，李的诗“绝对没有背离生命感的浮华的技巧”。不过，这些文字留下隽永余味。无论故里桃花，或是山村小店，李广田总在写些泥墙内外的田园生活，却流淌出了自然之美。

    通过对英国自然史作者玛尔廷文章的极尽推崇，他也流露出相同的趣味：“书里找不出什么热闹来，也没有什么奇迹”，“似乎是从尘埃的道上，随时掇拾了来，也许是一朵野花，也许是一枝草叶，也许是从漂泊者的行囊上落下来的一粒细砂，然而我爱这些。”

    穿长衫的李广田，似乎全然沉浸在自然的风致里。而文学博士秦林芳在他所写《李广田评传》一书中则认为，这种沉浸背后深藏的却是痛苦，是因为那个年代政治风雨复杂而产生的苦闷。

    这种苦闷，在他的文章里无迹可寻，却在他女儿的回忆里保存着。当好友闻一多遇害时，李广田回到家里，对着家人，泪珠不断掉落在饭碗里。

    “在现实中既感到无路可走，又缺乏改造现实的信心”，秦林芳认为，李广田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的原因，当在于此。

    而到1952年，这位学生再见到他时，这种距离已经消失了。这一次，地点是云南省教育厅的楼梯上，新任云南大学副校长的李广田，“神采奕奕，满面红光”，蓝布大褂已换成藏青色毛呢中山装。

    据说，忙碌之余，李广田仍然不忘写作。不过，过去的文章风格，已经与那身旧长袍一起，被扔进历史的洪流之中。他在创作态度和选材上都显示出很大变化，之前细腻和触及人心的东西，此时很难见到。他为西南联大“艺联”写题词时，强调“不只暴露黑暗，更要歌颂光明”。

    对此，署名简杨的作者评论说，这种变化“几乎是中国作家在1949年后所经历的一个普遍的模式”。

    变化早已经开始了。1947年，他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时，已经认为“一切真正的艺术家，必须面向人民，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别人评价他的文章“爱憎更加分明，更富于战斗性”，他自己则表示：“人的改造”应是长期抗战中的一大收获。

    《李广田评传》中评价：“在战争年代里，他较多地注意到了文学的一般意识形态性质，所以，他反复强调文学的功利、理性、认识等因素”，并“将思想对于创作的决定作用推到了极端”。甚至，主动或者被动，李广田参与过那个年代的文学合唱，他编辑的民族诗选，定名为《金花银花献给毛主席》。

    不过，多数人留下的记忆里，这名大学校长并未放弃“正直知识分子的伟岸风范和铮铮铁骨”。比如，昆明响应毛泽东号召，办“万人赛诗会”，李广田看完以后，在教室里对学生说：“同学们，我仔细琢磨了三天三宵，这里面确实没有一首可以称之为诗的东西。”而看到教授们在“交心”运动后被粗暴对待，他不满地表示，“打在他们身上，疼在他的心上”。

    于是，不久后，他自己也被扣上“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罪名，遭到批斗。

    人们常看见他在学校的花圃里摆弄花花草草，被不认识的人当成花匠。在他留下的字典里，人们发现他夹了片枫树叶子。还有一次，他踏访昆明郊区，写出《花潮》一文，里面有一句是：“每棵树都炫耀自己的鼎盛时代，每一朵花都在微风中枝头上颤抖着说出自己的喜悦。”

    但属于他的鼎盛时代已经过去了。几年以后，他被发现死在学校附近的水池里，满身伤痕。身上穿着劳动改造时的补丁衣裤。